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管文章没有提江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的就是他。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这来源于一个经典故事，说明一个领导人似乎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感兴趣，却另有深意在内。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应“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媒体”“对这一问题不加注意”，而且更糟的是，“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斩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市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他们在干什么？”
“一读到《解放日报》上那篇关于江亲自下令修水管的文章，”这位记者多年后回忆道，“我就感到不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的市长，不应为像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这样的小问题操心。”
习惯于仔细阅读新闻报道的江泽民市长，却一点也不觉得这篇报道好笑。这个记者的文章嘲笑了他正在为解决这座城市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不管怎样，一座城市就是靠无数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如果领导人关心这些事，他就为下级官员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市长也觉得过问这样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无伤他的体面，那么他们更加责无旁贷。
7月10日举行了一次上海市政府的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特地从那篇文章里选了几段，在会上朗读。他点了那个让他生气的作者的名，反驳了他的批评并责备了这位记者。江说，他没有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发表他的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市长评论说，该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天真的）书生！”江要求在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
当那些涨红了脸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忠告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的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
“当我听说市长的批评的时候，我变得很紧张，”这位记者回忆说，“我仍然认为我的文章是篇好报道，但这已无关紧要，我触犯了市长——这可不是件小事。我能继续在上海写作吗？我能继续做记者吗？”
他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清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的办公室，他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我没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作的努力，”他写道，“我的观点是偏颇的。请您原谅我。”
他的忏悔让江泽民感到意外。江在7月11日晚读到他的信，在7月12日上午就作了答复。江用毛笔写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在回信中，江用道歉的口气说，在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对那个中国成语的“另一面”的用法，他“希望”这位记者“不要在意”。
“我欢迎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江鼓励这位记者，“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补充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我的态度过于生硬，”他承认说，“有时过于严厉，用嘲讽挖苦的口气说话。”
几天后，当时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赵启正告诉江，这位记者在受到市长的批评后感到紧张，担心地方上的报纸不会再发表他的文章。赵继续说，但在接到江的信后，他就放心了。
江回答说：“在作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它对我们每一位同志所造成的后果。”
几天后，江读到了同一位记者的另一篇文章，指责官员把权力商品化。他告诉身边的一位《解放日报》的摄影师（他正在报道市长的活动），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请向他转达我衷心的祝贺。”江说。让一个报纸的雇员来传递江的表扬，他肯定会让身边的人都见市长的话。
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在会议结束时将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发言说，上海的经济应逐渐从以指令性计划为指导转到以市场经济指导，这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做出巨大变革。
江泽民同意乔石的观点。“这是上海唯一的出路。”他说。江告诉与会代表，他听说高层对上海经济局面不够活跃有些不满意见。“让我们甩掉坏名声，”江说道，站起身来，并用上海方言说，“上海人民商业才干有余，但智慧不足。”
但有位代表，当地一家银行的行长不同意市长的观点。江反驳说，“上海工业繁荣，靠的是国家从各地调拨便宜的原材料，这种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前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插话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改变旧观念、 抛弃旧做法的原因。”敢在上海毫无顾忌地打断江说话的也许只有汪道涵一人。
江也享受了不少乐趣——他所谓的乐趣。他创办了上海优秀学者进行的两个月一次的讨论会。每次会上他都会提出一个热点或敏感问题，并从讨论中得到很大乐趣。
秋末，芮杏文被调到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这样，江泽民就被提升到芮原来的位置上，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上海无可争议的一把手。根据惯例，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在相对来说仍算较为年轻的年纪，61岁的江泽民成为了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员。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观念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之类的改革措施虽然看上去很像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建设社会主义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希望借此协调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现代化、改革所要求的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接替江担任市长的是人们知之甚少的朱镕基，他是明代开国皇帝的后代，出生在湖南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因此，他曾在政治上遭受罢黜，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但一旦邓小平掌权，他就靠真才实干迅速得到了升迁。江和朱的性格迥然不同。朱意志坚强，以直率著称，能够做出成绩。江泽民和朱镕基相处得很好，这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那些喜欢对共产党作出预言的人和外国专家。他们两人形成了互补，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共同领导整个中国。
这两位领导人以魄力和效率来共同解决上海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官僚主义作风。一家有国外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审批要盖126个批准印戳（即所称的“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此类事件还在发生，我感到很羞愧，”江说；“以这种工作效率，我们怎么能期望外国投资者来跟我们做生意？外国投资者受不了这么多的繁文缛节。”一个处理类似事务的新的职能部门成立了。在朱镕基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有权对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任何合资企业进行审批。业务程序是“一个窗口，一个公章”，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们称朱镕基为“朱一敲”。
朱的任命意味着江从市长的日常事务中解脱了出来，能够更加专心地处理政治事务了。党的十三大要求增加党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江一直与市民进行公开座谈，现在他加大了与市民交流的力度。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中，他得知大约1万名上海市民的住房十分拥挤，人均只有两平方米。作为这次座谈会的成果，这些居民中有60％得以搬迁。
江泽民于1988年1月率领一个由上海市领导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到广东省参观考察。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江泽民为理解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