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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淹没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这将取消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了他政治态度的明确和他政治感觉的微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补充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
江泽民的策略却较为简单。他感觉到了这种新的不稳定局面中的危险，因此坚定地遵守着党的基本原则。在8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的纪检干部会议上，江就打击党内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
知识分子也加入这场争论，着力表现出中国社会中的断层线。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一张小字报，通报合肥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小字报不见了，被撕掉了。学生们被激怒，于是很快出现了两张新的小字报：一张重述了合肥的情况；另一张则对新闻审查制度进行了谴责。这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海各大学里类似的小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尤其是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每天都有更多的小字报出现，吸引了更多的学生。12月15日晨，小字报变成了大字报，而且贴满了校园。大字报因为在“文革”中所起的煽动作用，已于1980年被明令禁止，这是此后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大字报。不到一星期，上海交通大学所有的墙壁都为大字报所覆盖。
校方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试图安抚愤怒的学生，后者正倡议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之一是与市长对话。学生们知道，江泽民在一年前曾经和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行过对话。他们声称，现在他也应该来一趟交通大学。毕竟，他是交大校友。尽管他的下属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江还是决定去。
江泽民要求更详细地了解学生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的卷宗里含有一份交大党委书记递交的情况简报。有些问题是江能够处理和改善的，比如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可是学生所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变革都大大超出了江的权限。由于存在这些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双方是无法达成一致的。
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曾是上海的一名抗议学生。那时是因为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一位中国学生。示威活动对共产党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3000多人来听江的讲话。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此更使劲地鼓噪，变得忘乎所以。当江走上讲台，他们开始杂乱地鼓掌。
江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小纸片，开始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讲话。他的讲话提及当前的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可这并不合情绪激动的听众的胃口，一些人开始吹口哨，并发出嘘声。喧哗声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对着江说，“你在讲话之前应该先倾听！”市长犹豫了，就在此时，响起群众的声音。许多人开始喊抗议口号。学生们不希望听到江想要说的话。
“平等地对待我们！”有人喊道。“我们应该先说。”另一个人叫着。
江泽民试图继续讲话，但人们开始报以嘘声。他停下来，严厉地注视着人群，似乎是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发出嘘声。学生照嘘不误——这一次嘘得更响了。江挑出一名学生。“既然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对大家说说呢？”起初，这名学生不接受这一提议，但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站起来拿过了话筒。他还没说完，已经有一批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有一个问题要问或有一个观点要表达。
“为什么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游行的事情？”“为什么一名警卫殴打了学生？”“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学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变得咄咄逼人，而江却坐在观众中，倾听着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学生们群情激昂地概述了他们的要求：新闻自由，特别是对游行示威进行详实公正的报道；允许张贴墙报，以此作为公开辩论的一种方式；在法律上允许他们游行示威；确保不会对示威者打击报复。
市长把这些全记下了。等学生们提完要求，江走上了讲台予以回答。他告诉学生们，在共产党体制下，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他说，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就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游行抗议学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抗议学生堵住道路并阻塞交通，他们就会破坏生产，阻碍改革。
江的话是真诚而温和的，但并不是抗议学生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革。人群似乎又激动起来。一个满面通红的学生抢过话筒喊道：“他是一个被委任的市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面对年轻人的爆发，江微微一笑，这令人惊讶的表情造成了片刻的安静。他说：“我一到校园，映入眼帘的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一个学生打断了他。
“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江泽民反驳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江向他的观众们提出了反问，“你们有谁能背诵整篇演讲？”
没等学生回答，江就开始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上海市长变成了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戏剧中的演员。他用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对语速和语调良好的把握——饰演着林肯总统，赋予了每个字句以意义与情感。
“你们必须领会亚伯拉罕·林肯的深层含义，”背诵完后，江忠告大家，“你们只了解林肯演讲的字面意思，而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接着他将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江说，如果一个人只有肤浅的认识，那么他就不会明白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会有多么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与传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他告诉学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要行动，不要空话，他们认为江的论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学生们开始众口一词地呼喊，“民有、民治、民享……”尽管这个下午是在令人沮丧的僵局中结束的，但曾经是示威学生和交大校友的江泽民，表现出了面对年轻一代的意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没有报道这次会面，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学生逃课，聚集到校园的公告栏前，阅读未经审查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偏见的，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学生领袖们开始号召上海各大院校举行罢课。当天下午有3000多名示威学生涌上街头。他们一边举着标语和大字报，一边散发传单，聚集到了两个中心地区，其中包括人民广场。警方没有进行干涉。学生们堵住了市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的入口，在那里静坐等待。
时近黄昏，副市长叶公琦力劝抗议学生们赶快散开。“下班高峰就要到了，”他说，“请不要阻塞交通。”一些抗议者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仍有约2000人留了下来，继续要求与江泽民会面。
江在去他的外滩办公室的路上时，他的司机突然紧急刹车，结果市长将前额撞到了车窗玻璃上。伤口很浅，但流血较多，对本已针锋相对的局面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江用手帕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从侧门进入政府大楼。在对头部伤口进行了清理和包扎后——这是他承受痛苦的一个明显象征——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见面，经允许学生们逐个进入了把守森严的前门。
会面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情况。江对街头的示威游行感到愤怒，称他们造成了混乱，无法容忍。学生们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