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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心，超过东京和香港这些新崛起的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中国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跌入低谷。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到中央计划体制和“文化大革命”，众多事件的共同作用，使这个以前的重要都市成了一座孤立和破落的老城。
甚至在邓小平开始改革之后（上海从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进展仍然缓慢。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的广东省却正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上海据说就像“老牛拉重车”。1980—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振兴上海的计划。1984年春，邓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改革前的深圳只是一个棚户区，如今却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反观上海，曾经让上海引以为荣的基础设施甚至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住房过于拥挤、交通堵塞、电信服务低劣和环境污染都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邓批评市里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把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上海综合症。这个城市的新市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满怀期待的北京和心存疑虑的上海都将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新市长前，他回到故乡扬州。他把亲戚叫到一起，对他们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意思是顿悟成仙，长生不老），鸡犬升天（意思是当一个人达到了高位，他所有的家人及亲戚朋友都沾光）’。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意思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争取优先的待遇）。”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们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此前一天，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上海的状况如此严重，江不得不首先关注食物。他要求粮食储备至少能够坚持3个月，并通过谈判从别的省市购进了肉食——这一临时措施后来被“菜篮子工程”所取代。“菜篮子工程旨在为市民提供充足的主要副食品。
这一“工程”使家畜饲养工业化，还为蔬菜种植划出3万英亩的土地。市里聘用专家检查供应系统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收获到销售。这些步骤是战略上自给自足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这个城市曾经赖以生存的权宜性应急措施。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鲜蔬菜。”
江的第二项优先任务是改善交通运输系统。他说：“我们必须改变上海的三个面貌。”他提及的计划包括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建客运码头。大量的其他建设项目也开始动工兴建。
然而，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在家里，江面临着个人压力。尽管他得以与家庭团聚，但他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年迈的岳母也需要照顾。接着，江到上海几周后，他敬爱的养母王者兰在扬州去世。
尽管江与他的大家庭分别已久，但他决定今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乡祭奠已去世的亲人。清明的字面意思是“清洁明亮”，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为先人的墓地打扫卫生，拔除野草，清扫尘土，以表敬意。几个月前，江曾到江上青的墓地祭拜。江上青牺牲30周年时正值“文革”高潮，红卫兵亵渎了烈士原先的安息之地。“文革”后，1982年，墓地修缮一新，并竖立起了3米高的墓碑，上面刻着江上青的指挥官与朋友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泽民去瞻仰的就是这座新坟。如今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国防部长成了支持新市长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令江非常难堪。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一位漫画家就此了一画幅画，题目是《请派交警来确保冷餐大宴的安全》。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样做是与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行“四菜一汤”制，而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于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
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着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交通状况。在听完一名官员的汇报后，江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感到不满意，便走出去视察一个新居民区。他们参观了两套公寓房，结果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在任何地区，党的书记或者说“党的首脑”都是第一位的，而主要行政长官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一座城市来说，党的书记是最高官员，市长则位居第二。）
江还帮助码头工人清理成堆的垃圾，然后又给工人们递毛巾送水。在另一场清洁城市的活动中，他铲西瓜皮，与街头小贩聊天。江经常在谈话中添加一些中国的民间谚语。
城市改革中也有弊端，北京对这种弊端的复杂后果准备不足。当党同意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后，由于生产商利用长期被压抑的需求来抬高价格，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1985年，上海的零售价格上涨了17％，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交通——突然之间都涨价了。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中央政府对于采取什么应对行动出现了分歧。赞成市场改革的人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有的人则认为需要控制价格以维持社会稳定。
学生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此类现象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对学校伙食和宿舍拥挤的不满，发展成为对更严重事情的抗议活动，比如对日本消费产品大量涌入、生活费用增加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为了绶和紧张局势，江去大学对一万名大体上友好的师生发表了讲话。江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学生的骚动平息了，但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了一次彩排。
江泽民上任不到一年，在离他60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这是经过几年设计与论证的结果。这项规划聚焦于3个地域：包括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呈手掌状展开的7座卫星城镇；其他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市中心地区将依靠高速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