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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 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我每次去，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现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一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影，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个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之，已后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国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内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很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