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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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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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