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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受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近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候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当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亲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一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