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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和感情经历。
本书立足于大量而广泛的采访和一些特殊（尽管有限）的渠道，对于这些我未作增减。我得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有帮助，有些与我的观点相反——但我们都达成协议，编辑权归我个人。
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理解江泽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江的行为和信仰。我的前一本书《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5］，主要有两个对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主题——中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所表现出的自豪感，和他们对稳定的狂热追求。如果能认识到自豪感和稳定这两个主题的种种表现，就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机构有相当多的了解。
2000年9月，我观看了江主席接受《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尽管我自认为对中国很了解，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我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次产生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我在采访中探索了他如何改革共产党和中国——大多数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或不明真相）。我发现自己被江的个人故事所吸引，我的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本来想写一本探索他对改革所起的作用的书，最后却写成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中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宣传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官方媒体中不乏语录和照片的登载，但传记却单单被排除在外。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屡屡把国家推入动乱的深渊。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废除个人崇拜。但中国如今成熟起来，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真实的传记必然会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当今世界媒体和名人广受追捧，传记能使中国“与时俱进”。
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在15年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和娱乐，吃饭和探索，以及人际往来中赢得的。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忍和勇气正在强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推动中国去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
坦白地说，我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人们自然会问，我与这个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否会改变或影响我对其领导人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答：我希望“不会”。这个回答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我并没有自诩为不加个人感情的公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就像一名本地球队的忠实球迷一样为中国欢呼喝彩；当中国政府的行为为中国增光时，我为之欢呼，当不得不面对相反的情况时，我为之痛惜。我努力把事实和个人观点区别开，把实际情况和能够或应该出现的情况区别开。与科学精髓并行不悖的是，我尊重目前所能确定的真理。这本书就是我在当前所能确定的江泽民的真实情况。［6］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