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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
虽然有人经常批评他过于迁就美国利益，在争取中国的国际利益方面做得不够，但江泽民的宗旨在于制定一个连贯而恰如其分的对外政策，能够在确保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度过动荡时期，维护国家利益。他抵制美国制裁，抗击美国的压力，又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中国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两国之间的敌对政策压倒了明智审慎的外交政策，江泽民的处境很困难。华盛顿和北京的强硬派使江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可供选择的策略十分有限。比如说，对台湾加大威胁，美国政界就会加大保台承诺的力度；美国政界批评中国侵害人权，中国领导人对其具体要求愈加不予理睬。（中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使江的《60分钟》访谈节目更加大胆，也更加有用。）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主席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而危及国家利益。然而，他设法调整了对台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抗，转变为2004年的经济一体化。只要台湾不寻求“独立”，海峡两岸就能相安无事。
或许，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虽然江泽民身为13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但在内心里他还是一个率真的人。江爱家庭，爱祖国。他喜欢显示自己的身体技能，上大学时做引体向上，在夏威夷时下海游泳。他会大大方方地用各种不熟练的外语跟人交谈几句。他的行为会很好笑，他会发脾气，他也会挑剔自己的外表。他有毕生的私交，他向他们吐露心声，倾诉心中的失落，分享自己的快乐。在向他人展示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时，他会高兴地笑。
江喜欢美食，特别是扬州和上海的家常便饭，但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体重。他喝酒适度，这一点与毛不同；他讨厌抽烟，这与烟不离手的邓完全相反。
在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宴上，江邀请同他唱俄语歌曲。普京回答说：“体育方面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会唱歌。”江毫不介意，转而邀请普京夫人跳舞，让一些外交官惊得合不拢嘴。
的确，江热爱音乐，喜欢表演。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了。然而，他还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江泽慧笑着说：“他一点都不像西方人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共产党领导人。”
有些人揣测说，这是江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自我膨胀使然。这种推测是错误的。正如一位部长所言，江“生性如此”。
另有人私下批评江事事都想当专家，从政治理论、经济分析到文学、诗歌、艺术、科学。但对江来说，其动力来自满足内心需要，而非渴望他人尊敬。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求知欲极强。
江总是以工程师的眼光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能设法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会做过于具体的指导或干涉。他会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也会因为他人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奖赏而嫉妒。他会改变观点，如对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
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吟诵古诗，欣赏美妙的旋律，人生的奥秘也会令他神往。
继伍德罗·威尔逊之后，很难再列举出一位美国总统像江泽民这样真正热爱知识。无论是对物理学的着迷，还是对诗歌的热爱，江都堪称一位真正的知分子，没有任何伪饰。他醉心于中西方文化，为古典文学而感动，为数学的美妙而惊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享受思考哲学问题的乐趣，但一旦听说有朋友生病或身体不适，他会放下手头的任何急事去给予帮助。他用心寻求自我完善，也劝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从高级部长到普通工人都这样去做。
江泽民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能够把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融会贯通。在江看来，他在工程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和20多年来在工业部门的从业经验使他的思维架构得以成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30多年中，尽管江学会了像政治家那样运筹和抗争，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像工程师那样去分析和计算。他还是一个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吟诗作诗的文学爱好者。他热爱科学，钟情艺术。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再加上他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兴趣和经验的独特组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集中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则更为罕见，这种独特的组合赋予了江泽民特殊的品质。
从江泽民退休那天起，一个时代就载入了历史。未来的一代不会对日本的野蛮侵占和使中国大伤元气的内战留有真切的记忆。江以后的领导人没有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岁月，他们对“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破坏力也会变得印象模糊。新一代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下乡锻炼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并不是真正的羞辱、迫害和苦难。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此会有或多或少的理解。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虔诚的信仰和政治狂热，对那些背负着厚重历史的事件，比如中日关系、党政改革和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官方评价等，他们的反应将会多一些理性分析，少一些感情色彩。在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领导下，新一届领导集体经过长期努力，将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被改变。变化是在所难免的，江自己也这么说。江预言，正如他们这一代超越了前辈一样，他的接班人也将超越他。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江的功绩簿上，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笔：封建制度结束之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成无创痛的和平权力交接。黎安友和杜林虽然指责这一交接太过隐秘，但也不否认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交接班是“经慎重审议的精英管理过程”。
对中国未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件非常时尚的事，发表类似中国会从内部崩溃，或者中国会迅速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挑战者之类的见解，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但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似乎是相当平坦的。除非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持续提高，中产阶层会继续快速壮大，由于电信业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度也将会增大。中国的问题将仍然存在。收入不均、失业、腐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从长时间来看，有可能得到逐步改善。“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遏制中国。”泰德·费什曼写道。“如果有哪个国家会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取代美国的地位”，他的结论是“非中国莫属”。
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虽然不是以人均来计算）的国家。杜林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中国式民主。克里斯托弗同意这一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我们两人都猜错”，因为“中国观察家的预言鲜有准谱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也充满无法预料的坎坎坷坷”。克里斯托弗的结论是，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中国“都会扮演本世纪的主角之一”。
江通常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前进，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