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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绝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工程师，有着25年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如果一家发电厂出现故障，他就必须修复它，用的不是理论，而是要现实地面对生锈的管道和爆裂的锅炉。因此，当事实证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指令性经济和禁止私有制发展是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时，江必然会遵从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号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用自己的话转述了邓的思想：“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江泽民而言，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找到维护党的权威的方法。他相信，党是团结和领导人民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党，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但是他也承认，有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他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概括：“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前半句话是正确的，后半句则不然——其错误在于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它的一些过去的经典说教混为一谈。）
江努力把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他运用了各种概念，开展了教育运动，其中包括“精神文明”、“讲政治”、“三讲”以及最后的“三个代表”思想。
正如江泽民及其主要顾问设想的那样，江的思想融合了上述所有理论和表述，阐明了他完整的政治哲学。作为其精神财富的核心，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党在21世纪的指导思想。
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手段。物质文明指的是经济财富，包括各种产品与服务。精神文明包括文化、道德、伦理、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文明则是最终达到某种民主的社会与法制体系。
江泽民认为，为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便使党的指导思想跟上当前形势。他总结说，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明确党的治国目标。对党内的要求是“三讲”，党内外的目标则是“三个代表”，江所展望的国家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中国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生产力”。第一个“代表”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即建设“物质文明”。对江泽民而言，第一个“代表”体现在科学和技术创新之中。如此一来，党就能代表知识分子，并且党自身也会知识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科技界最先热情拥护并支持江的新理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他们早就该有的翻身日子。在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人曾蒙冤含垢。如今，时隔30年，他们成了中国新时期的先锋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江对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惩处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本是建设中国的生力军。现在，作为同一个党的领导人，江总书记终于能颂扬和重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人才。
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涵盖“精神文明”的建设，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认为，在先进的文化中，崇尚科学必须蔚然成风。
先进文化还标志着对中国数千年灿烂文明与伟大成就感到满怀自豪。尽管共产党因为解放中国而得到赞扬，但也因为损害，有时甚至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批评。例如，几十年来，儒家思想被作为“封建思想”受到批判。江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力图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第三个“代表”只是清楚地表明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它使党的范畴从传统的基础——工人和农民——扩大到所有人群，包括那些创造知识的人（如科学家），还包括争议较大的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如企业家）。
江泽民因为放宽入党的阶级条件，将那些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网罗进党内而招致批评。在江看来，唯有把创造代社会知识和财富的人吸收入党，才能使党继续执政。
对冷溶这位知识渊博的党的理论家来说，“三个表表”是一种方法论。“它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冷教授解释说，“但它是归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它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传统理论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三个代表”是党适应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指导方针。“创新，创新，再创新，”冷溶说，“这就是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面向未来的方法。”
江泽民把“三个代表”置于至高的位置。对他来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说：“我是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才提出这一理论的。”
2001年下半年，江应国防大学邀请阐述其新的政治观点，他有些迟疑地说：“有人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得小心些。”他又加上了一句：“我说的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他怎样说明自己“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呢？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或最终目标作为检验标准，是可行的。对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超越其任何孤立的教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种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完全抛开了某种事情必须做或必不可做的过时包袱。
对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说，这样的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社会”。但是，他又告诫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党的一位作家写道，“三代领导集体”在“三个历史性关头”提出了“三个教导”。毛泽东使“中国站了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江泽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达“中国发展的新里程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一条不间断的传承线”。
只有牢牢把握其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关联，江泽民的切实可行的观念才能得到维护。党的政治学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传承，这也是为什么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写入党章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时刻。
“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颇为自豪，”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沈永言评论说，“在我们的多次夜谈中，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一重要理论的钟爱之至。”
2004年初，笔者曾问过江长期的撰稿人滕文生：江泽民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有哪些？滕说：“我说不上来。我只是把江主席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是他的成绩，不是我的。”滕主任接着又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有5次讲话，我感到特别值得一提。按时间顺序依次为：邓小平1978年12月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启动经济改革）；邓在1980年8月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启动政治改革）；江泽民于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江泽民在2000年2月作的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讲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江泽民在2001年7月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党现代化）。”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