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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社会现实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这个
帝国自从十二世纪建立“邦”以来,其统治宝座一直被哈布斯堡王朝盘踞着,
它历来对外反对欧洲的进步潮流,对内始终实行家长式的野蛮统治,用大棒
和鞭子来钳制任何民主意识,用奴性来驯养它的臣民。因此恩格斯曾指出:
“在家长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卑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
家里都不象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①还说,这个国家“始终是德意志的一
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②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可以说就是这个
“邦”的缩影,城堡与村子的关系就是君与民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
关系。这里一点感受不到“现代潮流”的气息,这里有的只是“家长”的威
势,等级的森严和百姓的驯服,是个地道的闭关自守的、被历史遗忘了的封
建宗法制王国。城堡中的那些官僚们盘踞在村上那个咖啡馆兼“贵宾馆”里
寻欢作乐,无恶不作。偶尔爆发一颗孤零零的反抗火星的情况也是有的。这
就是巴纳巴斯的妹妹阿玛莉亚。她面对克拉姆的秘书索尔蒂尼的调戏和所谓
“求婚”,断然予以拒绝!但是,这立即给她全家带来倾家荡产的结局——
一颗微弱的反抗火星瞬即殒灭了。城堡,这个官僚专制主义的权力机构对于
人民群众是一种强大的敌对力量,它的存在,是被压迫阶级“小人物”一切
悲剧命运的主要根源。
③“异化”世界的速写。
本世纪以来,“异化”成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构成西方
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有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的多蒙
纳甚至认为:“异化把全部现代文学吞没了。”
在以写“异化”著称的西方现代作家中,可以说卡夫卡是始作俑者。从
1912 年的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起,他似乎一直都以惊异的神情观
察并描绘着我们这个世界。诚然,他没有使用过“异化”这个术语,但这不
是本质的问题,他通过他的作品所揭示和创造的“世界图象”比任何术语所
规定的含义都要丰富和深刻得多。那么他的《城堡》是怎样表现“异化”的
呢?
首先是它的隐匿性和恐惧性以及冷漠的世态。偌大的城堡始终矗立在近
处的丘峦上,甚至能瞥见里面有许多人在工作,但是谁也没有进去过,不仅
它的主人是只让人闻其名而从不“露峥嵘”,就是它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516 页,人民出版社。
② 同上第 21 卷 448 页。
的官员如克拉姆,你要见他也难如登天。这种飘忽不定、雾中看花的情境赋
予作品或城堡以一种“哥特式”的神秘感和恐怖性。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那
种与人的生存相敌对的、看不见的超验力量的存在。卡夫卡在给他的女友的
一封信中说:“生活对于他(指他自己——笔者)和对于旁人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
们也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点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一些
莫名其妙的谜。”所以卡夫卡在生活中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说:“我
对什么都不象对这些不可捉摸的势力这么害怕。”(致密伦娜的信)从这些
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盘旋在卡夫卡意念中的这种威胁人又捉弄人的“势力”
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不可捉摸”的隐匿性,二是它的恐怖性。这就很容
易让人想到他的《诉讼》,那里的法庭只能见到一些具体执行的法警,但决
策的法官却是看不见的。在作者看来,这种“势力”不是由哪个个人造成的,
而是由无数个人的不自觉的行动后果汇合成的,所以你看不到它,但是感觉
得到它。比如,阿玛莉亚拒绝城堡官员的求婚以后,城堡方面并没有——不,
用不着直接下令处置她,但是村民们立即纷纷与这一家人划清界线,很快形
成对这家人的精神围攻,当事人也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以致已经因此遭
到破产的阿玛莉亚的父亲反而要求去城堡认罪赎罪。这户平民百姓的横逆之
灾难道不应该归咎于城堡当局吗?但是城堡当局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呢?或
者说,你应该找哪个人去论理,去算账呢?而城堡当局也没有人表示反对或
制止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城堡的责任的隐匿性及其威权的神秘性,更显示
出这个统治机构的恐怖性和毫无理性;无怪乎卢卡契感到,卡夫卡的作品有
“一种引起人们愤怒的明了性”。另一方面,村里村民们的相互关系又显示
出世态的冷漠。
其次,小说写了人的悲剧命运。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在一个“异化”的
世界里,人的价值被贬低,甚至根本失去了自我价值。但人受一种看不见的
“异化”规律的控制,他自己是看不见或不承认自我价值的丧失的。于是他
的自我感觉中的自我与客观存在中的真实自我是脱节的、矛盾的。处于这种
境况,人无疑是痛苦的,摆脱这种痛苦的途径当然是找回感觉中的自我。然
而,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弗罗姆是这样表述的:“异化意味着一种经验
的模式,其中,人感到自己是分裂化的,他从自身中离异出来,他不能体验
自己是自身的核心,他不是自已行动的主导者——倒是他的行动和后果成了
他的支配者,人要服从于它。”①法国著名作家兼评论家加缪用了个西绪福斯
被罚反复推石上山的神话故事来譬喻所谓“现代人”的这种处境。现在我们
来看《城堡》主人公 K.吧。他刚进城堡的村子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连住
宿的资格都没有了。直到人家要把他轰出旅店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身份(自
我价值)还没有落实,须经城堡当局的认可(找回自我)。他为了寻回体面
的身份,结果却丢尽了体面;为了取得合法的生存权利,结果却耗尽了生存
的精力。他的行动越执拗,就越使自己陷进那个“反抗与惩罚”②的循环逻辑
圈,恰如脖子上套着绳子,你越挣扎,它勒得越紧。本来,“自食其果”是
对那种不尊重客观规律而一意孤行的人的失败的一种报应,这里却成了一种
命运。但前者唤起的是讽刺,后者唤起的是同情——喜剧变成了悲剧。转折
① 弗罗姆:《健全理智的社会》120 页,纽约,1955。
② W。索克尔:《反抗与惩罚》,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的关键是:仍然按正常逻辑行事的主体遇到的是已经离异了常规的客体:主
客体“接不上茬”了!但《城堡》主人公的悲剧性之所以动人,大概是因为
它的“每一章都是一次挫折,但也是一次东山再起,这不是逻辑,而是坚韧
不拔,正是以这种充分的执拗为基础,产生了作品的悲剧性。”①这个见解是
中肯的。就是说,K.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接受卑贱的职业,向普通老百姓
求助,但他绝不向权势者折腰。相反,他敢于首先向他的“战斗”对象克拉
姆,即最有实权的官僚发出挑战,悍然把他的情妇夺了过来,他也敢于对任
何官僚的发号施令表示轻蔑。第十七章写到有个叫牟默斯的官员几次要查问
K.,K.愤然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担任某种职务便回答他的问题的!”正
是无数局部环节表现的这种执拗和反抗,导致总体结局的受惩罚,从而使一
切努力归于失败。这是“异化”环境里任何不驯个体的悲剧。
在卡夫卡笔下,人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异化”的社会力量或威权力量
的统治下个人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努力的失败和毁灭,而且还表现在在“异化”
的物的统治下他的劳动的无效性。这也是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音响和母
题,例如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在现代,官僚机构的文牍主义,也是一种
可悲的无效劳动:人们只知跟文件、卷宗打交道,而不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
么实际效益。久而久之,文牍堆积如山,于是对它的保管变成人的一大负担
——人被物统治。《城堡》中就有这样的场面:在一间公事房里,一个公务
员把倒下来的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