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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闷在家里，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
从旧社会大红大紫过来的周璇过于看重酬劳，她完全不懂新中国的“两为”的文艺方向。不过，她还是愿意“帮忙”，这就是她当时的立场和态度。
其实，她还算幸运。因为当时上海的宣传部长夏衍对她、还有和她一起从常德路上冒出来的张爱玲、这两个旧上海滩上文艺界的“绝代双娇”，还是抱关注和欣赏态度的。也就是说，还在热心地管理、领导着她们的。可张爱玲内心不服从管理，后来找到借口，一走了之。周璇比张爱玲听话，她服从了领导，但仍想走却没有走掉而已。
在这一封信和前一封信里，周璇都提到了李厚襄每月给她汇款问题，她还给李厚襄签了收条。我们现在无从知道周璇刚从香港回上海时，还提到的股票、债券等财物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无从知道，她和李厚襄之间的这笔钱款往来背后的故事以及最后是如何了结的。有关她的巨额财产去向，且容我们放在后面探讨。
总之，到了1951年4月，也就是周璇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开始投入她的最后一部电影《和平鸽》的拍摄前，她的神经已经开始出现异常的征兆，她在给李厚襄的第六封信的最后写道：“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她开始出现莫名的恐惧心理，这往往也是精神分裂症爆发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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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鸽》与发往香港的九封信（之二）
周璇是在精神崩溃前夕投入到电影《和平鸽》的拍摄中去的。
1951年5月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七封信。
写这封信时，周璇实际上已神志不清，她在信中说：“……这次因王人美背后破坏，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
据说，在当时的戏剧、电影协会组织的学习上，王人美检讨自己和周璇都在旧社会唱了不好的靡靡之音、演了不好的戏。这是当时社会很正常的自我改造的风气。可周璇神经过敏，认为王人美是针对她说的，便很反常地给了王人美一巴掌。于是就在信中写了这两句不伦不类的话。
接着，在信里写的完全是一派像《狂人日记》里的胡话了：“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
在信中她也坦言：“前天拍戏到最后一个镜头时，忽然老毛病又来了，头晕，怎么也拍不成！到今天还是不舒服，我想还是神经关系……”
周璇还能意识到这点，她不能也不想拍戏了，但她怕，在信的最后写道：“不拍戏人家以为你是做什么的。这真是太冤枉，他们不能相信就不能愿谅！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
当时的上海文艺界的领导过于关切周璇了，他们一定要让周璇上一部戏，出一次镜，给海外别有用心的人看看，以证明新中国对旧时代的明星宽容和接纳的姿态。可对周璇这么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女明星来说，她哪能明白和理解领导的一番苦心？
不管怎么样，周璇还得继续拍《和平鸽》。
就在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期，她的病终于爆发了。她在影片中扮演的是护士，在拍她给伤员验血的一场戏时，别的演员一句台词，触发了她过份敏感、脆弱的神经，这是导火线，在片场里，她忽然哭闹起来，失去常态，完全错乱了。
直到那年9月下旬，周璇的神志才渐渐清醒。在她精神病发作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叫唐棣的人出现了，他和周璇之间发生了一段特殊的关系。有关这件事，我们放在后面来说明。
1951年9月25日，周璇神志刚清醒过来，就在虹桥疗养院给李厚襄写了第八封信。
她在信里告诉对方：“我病倒了！真惨，一言难尽……”
这封信里，她仅仅牵挂两件事（她根本没有把碰到唐棣这个人放在心上，压根只字没提）：
第一件事是说“小弟弟很好玩，给他取的名字叫敏敏，就叫周敏，生得还端正，现在寄在剧影托儿所，他们都喜欢他……”
第二件事是，有关李厚襄寄给她的钱，她再三承诺：会归还的。
1951年10月3日，周璇出院后，给她的香港朋友李厚襄写了第九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可以说是周璇最后的告白了。
从这封信的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周璇周围的朋友都在帮助她，王人美莫名其妙挨了她一巴掌，但仍上医院探望她，还送书给她。李厚襄也在回信中说王人美的好话，为其释放心头的疑惑。
但从信的总体上看，她头脑仍处于混乱状态，前言不搭后语，她已经坠落到一个幻觉世界中去了。因此，信中提到的内容，已经没有实际的考证价值。
她自己也在信的后半段里说：
“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因还没恢复记忆力……”
在这封信的最后，附着这么一段话：“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前面说过，周璇的信写到后来就像在写《狂人日记》了。语态、句式，也与《狂人日记》相仿。因此，我们也只能用文学审美的眼光来解读她这几句话的含义了。
前面的几句都好理解。只有最后一句比较晦涩、费解。“他们”，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去理解，可以泛指四周的一切她假想中的“有恶意”的人。那么，这“恶意”，具体又表现在哪几件事上呢？
我们比较有根据的倾向于她在第八封信中念念不忘的两件事：钱和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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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棣其人
在周璇神经错乱、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她的身边，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一一唐棣。
唐棣是这样一个人，据他自述：“一、1938年，我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国共合作时）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宣教科战地政工大队（工作）。二、解放后，由于我家在上海，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定，‘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者’必须具备经历证件，可自动向户籍派出所、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三、从事解放后的美术工作和任教‘新苑’、‘市四’和‘育才’中学……’”
从唐棣以上自述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搞美术的教师，历史上曾担任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职务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
据他自己说，是在1951年8月上旬，电影《和平鸽》的导演顾而已在其寓所介绍他和周璇认识，并是顾而己请他作为电影《和平鸽》的业余美工，给周璇画一幅电影《和平鸽》的广告宣传画。
我们姑且认定唐棣以上所述，全部是事实。
可问题在于，就在唐棣认识并在为周璇画广告宣传画时，恰恰在这个时候，电影《和平鸽》拍摄到了后期，八、九月间也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时期，这从她在这段时间里写的日记和发往香港的信里可以明显看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根据《婚姻法》和其它相关法律，一个精神病人是不能结婚，精神病人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如果一个正常人与一个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按刑法规定，是要按强奸罪论处，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从时间上推算，唐棣在1951年8月进入周璇的生活，并实施了其违法行为，这正是周璇精神病发作期间。唐棣把这种趁人之危的卑劣行为称之为“爱情”（要看事实，决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妄加推测。他自称的所谓爱情，在不久后周璇的日记和书信里却未见提及一字，可见他在周璇心目中的地位），而相关知情人（王人美、吴茵、黄晨、黄宗英、朱爱珍等等）一致认为，唐棣当时是“拆白党”，是无耻的流氓行为；法院也查实了，唐棣在诱奸周璇的同时，还和上海一个姓陈的女姓同居着（直到1954年才分居）。所以，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唐棣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饶恕的。
因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在1952年5月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这个判决是完全正确。
法院认定唐棣对周璇实施的行为是诱奸，参照《婚姻法》和《刑法》的相关条款，还是属于从轻处罚的。从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人民政府很重视周璇在海内外的影响，他们要保护周璇的声誉，保护周璇的身心健康。
而唐棣的这种罪恶行为，无疑是对病中的周璇雪上加霜，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