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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种种预设来到大同，我们放弃了穿越内蒙古草原的计划，中国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如果没有直通车的话，我们起码还要多花三天时间。
大同是煤炭之都，这黑色块状物曾经是区分人类的农业时代与工业时代的主要标志，而如今它是驱动中国经济不可思议的增长的主要动力，它还是人道灾难的来源之一，死于矿难的人数一直难以真正考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矿主、矿工、新闻媒体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共生关系，其中一条人命是最不值钱的，尽管它的价格据说已从三万元上涨到十几万。关于大同的第二个传说，是它的卖春传统。从前，它的窑子吸引着来自北方的商人、官僚、书生，而现在它则演变成了洗浴中心、娱乐城，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它是北京的〃后花园〃…便捷、清洁、廉价。
我期待看到被污染的天空，那些超载的装满了煤炭的大卡车，还有满城的灯红酒绿……大同比我想象的破败得多，似乎从煤炭中获取的高额利润没有转化成任何可见的城市建设。
大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群。时间已是上午10点，我们沿着新建南路向红旗广场走去，拥挤在街道上的无边无际的人群，好像是星期日的北京王府井。人口的密度提醒着我地域的变化。之前10天，我一直在东北，已经习惯了空旷与疏离。东北人在酒桌上的热情可以理解，他们在寒冷中成长，目里所及经常是空旷的田野和大街，他们需要用短暂的热闹与喧嚣来冲淡平日的寂寞，用酒精来抵御肉体和心理的寒冷。但现在，我到了山西北部，尽管它仍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塞外，是蒙古草原与中原的交接之地，但它所受战乱不多，山西的人口稠密在元明两代就已非常著名，所以才有了洪洞县大槐树的典故。人口的密度造就了城市，决定了它的繁荣程度，鼓励了贸易和技术，推动了文明的进程……
让我们回到街头的人群，他们在散步，围着小吃摊坐着，年少的男女在追闹，两人对阵的象棋棋局吸引了十几人在助阵。不知是路灯太过昏黄，还是空气中粉尘过多，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了油腻腻、混浊不清的东西，它的懒散不蕴涵着思考，而亢奋则没有对应的创造力。我还在学习分辨他们的身份差异，这城市男人最时髦的装束是，黑色长裤配T恤，露出自己健壮或不健壮的肩膀，脖子或手腕上带着一串金光闪闪、不知是真是假的金链子，头顶则是光光的，最多留下一点点发茬。〃这是混得好的装扮〃，一位本地人后来告诉我。
顺着人群来到红旗广场，我觉得全大同的人都拥挤到了这里。中国的城市是千篇一律的复制产物，它们都有类似的中央大街、人民公园、纪念碑，当然还会有至少一个广场。在很多城市，它即使在最适合散步的傍晚也是空旷的，因为光秃秃的广场上让置身其中的人觉得虚空。但在大同，红旗广场却是真正的乐园。我必须不断改变行进的路线，才能绕过奔跑的人。广场本身乏善可陈，它的三面被电信公司的巨大广告牌包围，另一面则面对着大同的展览馆，展览馆像是个小型的人民大会堂，方方的形态、粗大的柱子，它正被一片广告所包裹，其中最醒目的是〃大同云冈旅游节〃的横幅。在过去的7年中，8月的旅游节是大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也是这个城市试图摆脱过度依赖资源的努力之一，云冈石窟、悬空寺理应从历史尘埃中摆脱出来，为今日的大同作出崭新的贡献，就像广场边的华严寺门口的那条横幅，〃一切为了发展〃。与类似小型人民大会堂的展览馆相对的是一座雕像，一位将军骑在战马之上，他是战国年代的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据说他是大同历史的真正开创者。
你可以轻易地从记载中感受到大同的悠长历史，它是北魏的首都…历史上第一个与南方汉族政权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在漫长的岁月里，它还是辽金两朝的陪都，契丹人、女真人、沙陀人和汉人在这里学会共同生活……他们留下了寺庙、九龙壁和乾隆皇帝到此寻花问柳的传说。
我对于历史既爱又恨，它给予了我衡量当下的参考坐标，但又可能使我丧失了对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把握能力。当遭遇到历史过分丰富的城市时，我反而陷入了失语，能表达、需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不知如何开始，这时我就想起了亨利·福特的名言，〃历史或多或少是一堆空话〃。
此刻的红旗广场上也是如此。你来不及回望历史，就被裹进了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里。人们创造了很多简单、粗陋却有效的游戏方法，很多大型、结实的气球在广场上被踢来踢去，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放声卡拉OK，在连绵不断的小吃摊上吃来吃去，他们最钟爱的是兔头，据说一个28岁的小伙子是真正的〃兔头王〃，一天能卖出3000个兔头，每个月净赚10万元，真不知道竟有那么多兔子可以杀，一路上我都在想总有一天，人们能用基因技术培养出有两个、三个头的兔子。
9。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
〃那是条很长的走廊，推开门，看到腾腾的雾气，〃小左回忆起那个下午，〃他们都抬起头看着我，洗过的人是赤条条的白色，而没下水的人则是黑色的，还有半黑半白的。〃那时，我们正在大同南山一家国营煤矿矿区的公共澡堂门口，它正对着云冈石窟佛像雕塑，被岁月、风沙、雨水侵蚀的石窟流露着说不尽的沧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面部残损的佛像，在洞窟内散发着忧愁，但曾经它们蕴涵着人们对于极乐世界的渴望。
被刷成天蓝色的公共澡堂的外墙让我想起了集体主义年代。我在门口接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小左则进了澡堂。他是同行的摄像师，面色微黑、头发短促却柔顺，一顿饭能吃三碗，他有一种强迫症式的好奇心与记录欲，似乎不按摄像机的录像键或照相机的快门，就不能证明自己。他带着照相机走进澡堂，看到了他描述的场面：〃整整一分钟里，他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没人问我来看什么，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刚才的老矿工为什么那样。〃
一个小时前，我们坐在一个退休的老矿工的家中。那是一片贫民窟式的房屋，依地势沿低矮的丘陵而建，大约六七十户人家，房屋前面是一个宽而深的土坑，也是这个聚集区的垃圾场，零星的野草点缀在垃圾、荒土和乱石之间，展示着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们是在两排房屋间的走道里碰到那位姓孙的老矿工的，他正拿着小板凳要到前面的空地上，那是居民活动区，老人家们在这里下棋、打牌、扯闲天，而小孩子则在四处奔跑，大声叫着爷爷以吸引长辈的关注。
矿区人的姿态与表情都是奇特的。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你都会看到街角、房屋前正在发呆的人，他们有着相似的麻木和空洞，似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刺激与兴奋早已逝去，他们只不过在等待生命终结那一刻。但是矿区却不同，他们或许更为悠闲，不下井的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们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那些无所事事的白昼肯定很无聊，他们总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但那些漠然的表情里却有着特定的镇定，他们的表情和姿态，适合于被拍摄，那里面有一种天然的质感。
〃我是1965年下矿的。〃这个姓孙的老矿工把我领到他的家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家由两个房间组成，两个大炕各自占据了主要的空间，他的老伴在外屋的炕上正在缝被子，光线昏暗，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充满热情，把一个被茶垢染深了颜色的玻璃杯递给我，里面是新沏的茶水。里屋里的窗台与炕上放着十几盆花，一面墙上的陈旧挂历上是毛泽东的画像，对面墙上则挂着一个印有王力宏的手提袋。我和老孙盘腿坐在炕上，脚边是散落的扑克牌。
老孙的山西话我几乎听不懂，山西口音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开始怀念在东北的旅行了，那里空气清新，东北话都听得懂。我也不知道该问些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愚蠢得要命：〃第一次下井时，你害怕吗？〃〃怎么不害怕。〃老孙说。
小左把摄像机架在老孙面前，另一位同事开始提问了，我松了一口气，她是个纪录片导演，知道如何让对方在两分钟内放松下来。谈话进行得时断时续，很多时候突然性的沉默出现在空气里，除去听不太清楚，老孙的谈话信息也是碎片式的，你很难把它拼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时断时续的谈话进行了10 分钟后，老孙的老伴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