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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部队走在美国部队的后面。他们从第五集团军的每个师抽出一支代表部队，由师长或军长率领。皇家卫队的士兵个个五大三粗，而其它部队的战士则比较矮小。部队官兵都穿着短裤，尼泊尔籍的廊尔喀人除外。他们身材短小，除了刺刀还带着菲律宾大砍刀似的大刀。
英国人同样很懂列队行进的门道，因此也有上乘表现。队伍里有一位军士长，应该把他的形象画下来保存。他身上汇集了英军军士的所有优点，这一点他当然清楚。我从未见过比他更意气风发的人。
英国步兵之后是英国人驾驶的美式坦克，还有英国产丘吉尔式坦克和许多野战炮。
两个半小时的检阅结束后，吉罗将军邀请我等30人去法国总督府吃午餐。这是个很正式的宴会，但没有祝酒。之后我们大多数人不得不马上告辞，以便在天黑前赶回各自的军营。
我真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的胜利阅兵。
我们往回飞得很快，因为虽然风向已变，我们仍赶上了时速30英里的顺风。我们提前半个小时抵达机场，却没有车来接，只好空等。
在法国总督府的午宴上我碰见了我的朋友布里格斯将军。他是英军第1装甲师的师长。我把他引见给了我们的第里装甲师师长哈蒙特军。他们很相像，并且都很成功。
吉罗将军一眼就认出了我，言语中对我极为赞赏。他很有输力，看起来极像一个现代派的凡辛奇托里克斯。
关于阿拉伯人
1943年6月9日子卡萨布兰卡
我很久才意识到，一个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可以从阿拉伯人那里受益良多。
在所有画家的眼中，道路是长长的水泥或柏油路，或者至少是一条压满车辙的通道。实际上，在人类还不曾梦想去发明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辆前，道路，或许应该称其为小道，就已经存在了千百年。正是沿着那些小道，我们的祖先或穿着草鞋或打着赤脚四处迁徙，恰如今天的阿拉伯人。
从空中俯瞰，阿拉伯人的道路只是一些蜿蜒的人行小道。好走的地方，路面宽至20到40码，而在必须绕行的突石或杂草丛生的狭谷等处，道路则缩成一线，等路况变好后又扩展开来。路上既无车辙，也无脚印，因为阿拉伯人没有车，牲口蹄上也不钉掌，就连他们自己要么只穿无跟拖鞋，要么干脆光着脚。
在缺水地区，道路通常是直的，但并不是数学上的直线，仅指一个人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或指有蜗牛爬过的那些干灰路。
道路在沿海多雨区则是另一种样子。它们主要沿着山梁，形成原因同美国西部印第安人的小道和水牛路一样，包括拓荒者沿高地而修的公路。在旱季里，这些盘绕山脊的道路不乏穿越洼地的捷径，但雨季一到，捷径就毫无用处了。
森林里的道路就更曲折了，因为踩出道路的人看不见远处，所以弯弯绕绕，只能保持个大概方向。
我们很容易把白马上的阿拉伯汉子和驴背上的阿拉伯妇女想象成坎特伯雷的香客，并把他们的背着包袱和短剑的仆人误认为弗莱尔·塔克、小约翰或罗宾·汉。除了头巾，他们的服装很相似，胡须也很像，情绪和那股子肮脏劲儿也差不离。他们都爱聊天，而且聊个不停。因为他们没什么可解闷儿。他们大多不识字，没有书籍、报纸和广播消遣。于是只有说话，说些以每天捎到m英里的速度传来传去的“带翅膀的话”。我们在突尼斯打仗时，就学会了用听到谣言的时间推断谣言的发源地。
尽管谣传不是事实，可总的来说比广播里的一些消息走样得要少。它们只不过常把坦克说成卡车，把卡车说成坦克，说到其数量时也常来个天文数字，这很自然。有一次我问一位弗吉尼亚的农民已有多少士兵从他身边经过，他回答：“俺不太清楚，可俺估摸有一百万吧。”——亏他能读能写，还有一台收音机。
很久以来，我对一群群蹲在灰土和泥地里聊天的阿拉伯人为什么不得痔疮十分好奇。我从同一位战士的谈话中偶然得到了答案。他称那些聊天的人群为‘海日早间新闻”。
阿拉伯人的农作习惯是一种奇怪的新旧结合。收割机和康拜因同露丝和内奥米一起割麦。许许多多的露丝和内奥米用镰刀割麦，然后认真地用麦秆扎麦捆。即使用上了现代化的机器，阿拉伯人显然也没摆脱羊肠小道的影响。他们从来不会并排使用牲口。套马拉收割机时，4匹马不是并排而是前后成串，每一批马都由一个人牵着，收割机则由一个人操纵，通常是两个。麦田里还有像《圣经》里提到过的那样的措麦穗者。
脱麦场就设在脏乎乎的地面上，马匹一边转圈儿踩麦子一边拉着屎尿。有时牲口是乱踩一通，有时则拉着碾子。如此这般地踩压几天后，男人们就用三齿木叉在风中扬跑碎麦秆，女人们最后用托盘似的大篮子簸麦粒，至少能簸掉大半粪渣和脏土。
阿拉伯人的丧葬方式很奇特。许多地方尤其是小山顶上有一些白色的方形圆顶小建筑，里面葬着圣徒的遗体。这些伊斯兰僧人的墓地不是教堂也不是神调，仅仅就是个坟墓。阿拉伯人习惯把死者葬在附近，不做标记也不堆坡头。说实话，我们的人就曾稀里糊涂地从这些墓地上走过，搞得心里很不舒服。
从空中可以清楚地看见阿拉伯人的坟墓都是围绕伊斯兰僧人的墓地而建，或是干脆集中在小山丘上。看得出来，阿拉伯人死后同生前一样怕水。
有一天我看见一支虽简单但很特别的送葬队伍。领头的那控大车上坐着几位长者，他们脚下就是用白布裹着的死人。死人的两腿伸出车尾耷拉着，在风中摆来摆去。跟在后面的还有几挂大车、一辆四轮车和一些脚踏车，最后是30人左右的男男女女在步行。
夏季来临时，阿拉伯人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尤为明显，因为这些地方包括我的家乡都流行阿拉伯人的各种各样的宽边草帽。不过，由于阿拉伯人要先围头巾，他们的草帽要大得多。
我一直没弄明白阿拉伯人为啥要带头巾。那种称这是热带人的特有头饰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的确有很多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士兵只在头上缠块破布，露着剃秃的头顶。
阿拉伯人和墨西哥人对牲口都很残忍。中途休息的时间再长，他们都懒得卸下牲口的重载。如果牲口磨破了皮，阿拉伯人连往其伤口上抹点儿猪油都嫌麻烦，而奉猪油为万灵药的墨西哥人更是舍不得用上一星半点儿。他们眼看着牲口流血，相信安拉会为其止血。因为对他们而言，一匹马天生贱命，没有理由不奴役它。
所有的牲口都怕人碰它们的脑袋，这是因为阿拉伯人总是喜欢用棍子抽打它们的头。好多牲口都被打瞎了眼。
阉割牲口的法子残忍得简直难以言表。马和驴之所以免遭此劫，是因为阿拉伯人的阉割手段不适合它们的生理结构。
人们会不由地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阿拉伯人变成基督将会怎样？我认为主要是穆罕默德的宿命教育和歧视妇女束缚了阿拉伯人的发展。我们一直在进步，而阿拉伯人却同公元700年时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我想，这是布道者宣扬基督圣德的绝佳素材。
在第1装甲军司令部参加授勋式
1943年6月19日
沙文上校通知我，他将授予我和由我指定的两名同我一起参加过突尼斯战役的军官“阿尔及利亚散步部队第2步兵团荣誉战士”称号和该团荣誉授带。
我提名布雷德利将军和加菲将军，并询问是否能追授正·借森少校。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授勋式过程如下。一面法国军旗和一支法军乐队率领着阿尔及利亚散兵部队第2步兵团第1营第1连于下午4点35分来到我们司令部大院儿。我们的一排士兵和第36工兵团的乐队也已在此列队。
法国人站好后，我们的那个排的士兵向其致军礼，乐队为法国军旗奏起《向军旗致敬》。
沙文上校陪同我、布雷德利将军和加菲将军检阅了法军连队。当我们走到位于左边的军旗前时，法军乐队奏响了《马赛曲》。
之后在参谋长吉瑞亚中校的陪同下，沙文上校站在我们前面朗声宣布：“规授予小乔治．S．巴顿中将‘阿尔及利亚散兵部队第2步兵团荣誉战士’称号，并授我团荣誉授带。”然后，他又在布雷德利和加菲面前分别重复了这一决定。
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