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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器的使用：由于瞄准税在黑夜或光线较暗的地方不能使用，因而在战斗中并不适用。我曾问过数百名军官，其中只有三四人说曾在战场上使用瞄准器。因此，我们的步枪应该装有两种瞄准器，一种用于100码的距离，另一种则用于300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保证士兵射击时不会偏高，并且可以纠正士兵们在激战中过多地使用准星瞄准的毛病。
论普带：我问过的那些有关瞄准器问题的军官还告诉我，他们从未见过有人使用枪背带，只有两次看见狙击手射击时用过。因此，应该把那些沉甸甸的且造价较高的皮制枪背带统统换掉，用布制背带取而代之，并只供扛枪时使用。
迫击炮：步兵迫击炮应配备照明设备，供夜间射击时使用。
红十字标记：救护车的车身应漆成白色，除此之外，车顶、前后左右都应涂上大红十字。
部队附属的医护人员应穿长至腰间的无袖外套。外套为白色，前胸和后背各印有一个大红十字。当靠近战区时，白色很容易被空中飞机发现，这时应将外套反过来穿，因为外套的反面是草绿色的并印有小的红十字标志。
空袭：我们知道我军对敌通信、铁路和公路交通设施攻击所取得的效果。因而我们也必须认真考虑敌军攻击我们通讯设施所造成的危害，并考虑这些设施遭到破坏或完全被摧毁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作战。
只要有可能，最好请空军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切断铁路线并且把它们截成三段，这样不管敌军从哪个方向进攻都可以大大延误他们抵达铁路被切断的中间部分的时间。这种方法还可以把敌军的抢修人员分散到相距很远的地段，并且迫使他们在比较容易遭到我军空袭的地方抢修。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地带是无法部署高射炮的。
战后总结报告：战斗一打响，就应由情报处和作战处的军官组成一个写作班子着手撰写战后报告。该报告应以公历的月为单位加以整理书写，这样每个月的战势就可成为一个完整的报告。战争结束后，再以战役为基础重新整理汇编。这种报告必须包括各项命令、指示和各种作战地图等等。
火车押运：列车运送输给养、燃料及其它可在黑市上赚钱的物品，必须要派警卫人员随车押送，任何企图抢劫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并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
伤亡情况：为了能如实地掌握敌军有效火力，有必要收集比现有伤亡报告更多的情报。目前，我们只知道伤亡人数以及送到医院的伤员的受伤情况。但即使是这些被送到医院的伤员，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战场的哪个地方受的伤，我们也不清楚死亡发生的方式和地点、在接收伤员时，应采取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来标明是在何地负伤的。墓地的登记人员应当说明是何种枪弹导致死亡。这并不需要什么医疗经验，任何见过几次伤员的人都可知道哪种是被轻武器杀伤的，哪种是被弹片杀伤的。我们应当把这种情况记录下来。我们还应向医务人员和墓地登记人员发放一些草图，以此来掌握造成这两种伤亡的位置。如果我们知道了造成伤亡的原因和地点，那么我们就可以采取措施来避免伤亡，这也是我们搜集上述材料的目的。
掩蔽：在下次战争中，敌军肯定会使用近爆5！信。因此，我们务必要给包括火炮在内的所有机械化作战武器提供必要的掩护。
兵员补充：要是一个步兵师损失了四千人，它就丧失了应有的进攻能力，因为这四千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二是步兵，而一个师里步兵人数还不足四千人，装甲师也是如此，只不过侧重点稍微有所不同。因此，每个师必须有一个营的补充兵力。步兵师的补充营应该拥有该师百分之十的步兵力量和百分之五的其他人员，其中包括连级指挥官。每个步兵团和其他同级部队都应设一个连。
在装甲师里也应设有类似的部队，这支补充部队应拥有百分之十的装甲步兵，百分之十的装甲营人员以及百分之百的其他人员，其中包括连级指挥官。
在战斗中，伤员归队有时会使补充营的兵力超过上述比例，但经过一两天的战斗，情况就会恢复正常。伤员痊愈返回部队之时应恢复其原有军衔，这样可以极大地鼓舞军中土气。
美国人的才能：美国是世界上最会摆弄机械的民族，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具大规模生产机械能力的国家。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设计出能发挥我们内在优势的战争手段。我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才能，用我们的空中打击和地面优势打好这场战争，特别是我们当前所对付的是两个虽缺少机械设备仅兵源充足的民族。我们的人力也十分充足，但此资源却是相当宝贵的，绝不可有丝毫浪费。
忠诚：关于下级对上级的忠诚可谓老生常谈。其实上级对下级的忠诚更是必不可少的，但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在即将结束这些评说之际，我想指出的是，当任何一个人感到对指挥艺术已经得心应手时，通常他不会再有机会驾驭这种艺术了——因为此时不是战争结束了，就是指挥官年事已高。一想到此，一种难言的怆然之情就会涌上心头。
狗娘养的战争附录B 如愿以偿
附录B 如愿以偿
一名军官的责任同警察或消防队员的责任是非常相似的。他平时的任务完成得越好，就越不用临阵磨枪。
回首我以往漫长的戎马生涯，我惊奇地发现，我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不愧于我拿的军炯。然而，也许我采取过过激的行动的这一事实，正说明了我是在克尽职守。
以下一些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这些都是由我出面干预做得比较有价值的几件事。
一、
军校学生往往会遇到一些过于苛刻的军官，这些军官有时因为莫名其妙的事情要学生承担责任，学生们即而采取“沉默”的方式加以反抗。有一次当一位讨人嫌的军官走进餐厅时，“沉默”便开始了。全体学生立正，没人走动，也没有人交头接耳。我一直对类似的行为极为反感，对我来说，这简直快赶上兵变了。
还有一回，我正巧到一个营并带领该营去餐厅用餐。值勤官进来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又要发生“沉默”了。我觉得学员们误解了这位军官，但不管怎么说，我是反对“沉默”的。因此我命令他们全体起立，空着肚子回到了营房。这位年轻无知的军官为此还批评了我。可当我向他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之后，他就再也不言语了。
二、
1914年夏天，我驻在堪萨斯州的赖利堡。当时有一名黑人士兵被指控在邻近的村子里强奸了一名白人姑娘，正巧赶上当天值班的军官只有我一个人。据传居民们要以私刑处死这名士兵。我当然是反对强奸的，但我认为作为一名军官，我的职责要求我绝不能让任何一个美国士兵死于私刑。因此，我正告那几个领头的村民，只要有我在，绝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由于我的态度十分坚决，这位士兵没有被处以私刑，而且后来证明他是无辜的。
三、
1916年美墨边界十分不安宁，常常挑起事端。当时我带领一支由20名士兵组成的巡逻队在得克萨斯的霍特·威尔士值勤。我的任务是保护卡兰萨部队的列车所使用的约40英里长的南太平洋铁路，防止比利亚分子的进攻。霍特·威尔士位于我方防区的中心。派一名军士带领一半人马向西进发，我率领其余士兵向东开进，出发之前我已经给第13骑兵队的指挥官打了电话，通知他我会路经一座桥梁。当我们摸黑接近该桥时，尖兵跑回报告说，他听见桥上有人用西班牙语讲话。因此我推断一定是比利亚人在桥上埋地雷。我向来相信突袭能够解决问题，因此我让部队排成散兵线并且发出了“举枪，冲锋！”的命令。我们还没冲上桥，就碰上了铁丝网，结果只好停止前进。这时桥上响了几枪。我骂着问桥上是什么人，有人回答“第13骑兵队”，这时我们才深深地松了口气。他们忘了他们到桥上的时候应该停止前进，所以才闯进我们的管辖区了。
这件事更让我坚信要按计划办事的重要性了。
四、
1916年至1917年美国远征军讨伐墨西哥的行动中，潘兴将军把他的前线指挥所放在一个叫埃尔克夫雷的地方。指挥所由他本人、瑞安少校和我以及4名士兵组成。一天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