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冲击，输掉了这场比赛。
“削发明志”的刘国梁上场了，他的对手是张勇，看得出来，刘国梁和孔令辉一样，心理压力很大。这场比赛，刘国梁受到张勇的顽强阻击，没有过关。看着这两位国手失望的眼神，我明白了什么是“国球”。中国乒坛正是有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才会长盛不衰，称霸世界。
在随后的两天里，王励勤，阎森，刘国正，王楠，李菊，孙晋，杨影，先后在我所执裁的球台上亮相。国手们的性格像他们风格迥异的打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重球技，更重球风。在王励勤、阎森对张勇和高伟的双打比赛中，张勇发球擦网，王励勤回球不过网。我根据比赛规则判决该回合不得分而重发球，但张、高表示异议，坚持没有擦网并征求王、阎的意见。王、阎未置可否，只是在接下一个张勇的发球时故意将球打下网，以示公平。最后，王、阎以３比２艰难取胜，并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的男子双打冠军。他们的球技球风，把在场的裁判员和观众都打动了。
最激动人心的是男子单打决赛，刘国正和马琳对垒，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裁判长要求严格执行比赛连续进行的规则，球员在一个回合结束之后，要立即发球进行下一回合的比赛。作为一个乒乓球球迷，能给世界一流的乒乓球运动员当裁判，这是我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尤其这是在电视直播现场，面对着全国亿万球迷，我更是一点儿也不敢放松。比赛规则只允许在换发球或赛场间断时才可以擦汗，可马琳时常停下来擦拭球拍，这是规则所不允许的。我先后两次口头警告他，但马琳还是一再停下来擦拭，观众也看得有点儿着急，我只好给他亮了黄牌。马琳无奈，将就着打完了比赛。还好，他以３比ｌ获得冠军。
在第２７届悉尼奥运会上，乒坛国手们维护了“国球”的尊严，我已经给中国乒联网站发去了电子邮件，表示祝贺。现在，我最盼望的就是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能在北京举行，如果我能作为一名乒乓球国际级裁判员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再给我们的乒坛国手们当裁判，那该多神气！
（记录：陈伟民）
第三卷一辈子离不开校园
蔡永福，男，７３岁
新蔡县二高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９２７年８月，我出生在永城县蔡集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６岁起，便跟着两个姐姐讨饭，拾柴。家里仅有４亩薄地，大小七八口人，实在是填不饱肚子。父母给东家当长工，一家人累死累活，才勉强糊口，上学哪敢去想？
１９３８年，彭雪枫闹革命来到永城，红军办了一个扫盲班。当时我１１岁，一边放羊，一边站在扫盲班的窗外听。一天，父亲瞧见，啪啪两个耳光：“穷人家的孩子识字有啥用？”
我１３岁那年，第一次见到父亲扛活儿的东家孟朝习。孟朝习是冯玉祥部队的一个处长，他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乡，开了个私塾。孟很喜欢我，免费收了我这个学生。我为此高兴得一宿没睡，就把孟先生只教了两遍的《人之初》背熟了。不到一年，我又背熟了《论语》、《大学》，《中庸》也烂熟于心。
１９４２年，１５岁时，我已成为蔡集小有名气的才子。父亲先前的东家蔡兴凡便给我找了个活计，到蔡集小学教书，年薪３０００斤粮食。我很高兴，这可是全家辛苦一年也挣不来的。我尽心尽职，早出晚归，学生们也挺喜欢我这个小先生。蔡兴凡的女儿也是我的学生，她不肯学习，又不听话。有一天，我忍不住打了她一扫帚，这一扫帚，打掉了我一年３０００斤粮食，也打掉了还不到一年的“先生”生涯。
丢了饭碗后，我决定继续上学。
１９４６年，我考上了免费的开封高中进修班。１９４８年开封解放，我经人推荐来到了驻马店《中州新闻》报社。同年８月《中州新闻》被国民党当局严令停办。我只好和一同事北上，打算到解放区去。不料刚走到遂平，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久，我所在的国民党军参加淮海战役。在这次战役中，黄维军团赵子立部起义，我作为起义军官正式走进了革命队伍。
１９４９年４月，我得了严重的咽炎，打针吃药不见效，一连十余天水米不进，一米七八的个头儿，瘦得体重只剩下６０公斤。部队就要南下，战士们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到我表叔家里。
与部队失去联系后，我又回到了家乡永城县，干起了老本行——教书。１９５３年初，我在永城高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之中。在教书的同时，我还操起吹拉弹唱的技艺，组织学校小记者团，小广播站，把课余生活搞得红红火火。１９５３年９月，我又几经周折，跨入了开封师范学院的大门，就在我拼命汲取知识的阳光雨露时，阴云也向我袭来。
１９５７年，我快要毕业，永城高中通知我返校整风。因为我为人耿直，常为那些被打成右派的教师说话，我被人指控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甘当地主富农的孝子贤孙，不久也成了右派的一员。是右派就得下乡强制劳动。直到１９６２年，永城县委才为我摘了帽儿。我回到蔡集，办了一所学校。我乐于教书，也深得学生喜爱，十里八村的群众都把孩子送来。谁料，一些人又说我常常夜晚聚集右派分子搞阴谋，让我很伤心。
１９６２年秋，一场大水淹毁了我的学校。想想自己辛辛苦苦，换来的却是别人谗言。我狠狠心，只身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迭部县，投奔在那里打工的弟弟。在迭部，我拉了５年大锯，结识了杨秀枝，和她成了婚，她老家也是新蔡的。
１９６７年，“文革”开始，我又被人传回永城。因为我能歌会舞，擅长排练文艺节目，竟成了造反派们争夺的对象。但我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在一次排练节目时，我故意跳起，将右腿摔在石头上。腿摔坏后，我自学了缝纫，裁剪，靠给人做衣谋生。想想自己残疾又是右派，也没了工资的遭遇，怕拖累远在新蔡县的妻女，便请迭部的弟弟给杨秀枝拍了个电报，说蔡永福去新疆找工作出了意外，死在那里了。
１９７６年，永城县委、县政府正式给我平了反，并安排我到永城高中工作。当我听说洛阳有一家医院接骨技术好，辗转去了洛阳做了接骨手术。术后不久，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又一个春天。
１９７８年，我妹夫到武汉出差，路过新蔡。我托他寻找杨秀枝母女。妹夫在新蔡多方打听，竟找到了一直没有改嫁的妻子和正读高中的女儿。１９８５年，我调到新蔡二高教语文，一家三口终于团圆。当年高考我教班级学生的语文成绩平均高出其他班十几分，一年送走了七个大学生。
１９９０年，我退休后在县老干部局组织了一个老干部宣传队，经常排练节目，到全县各乡镇学校巡回演出，小品《夸媳妇》曾在河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１９９７年，我与人合作创办了新蔡县第一家私立学校——育人学校。看来，这一辈子我是离不开校园了。如今我虽然７０多岁，耳不聋眼不花，走起路来两腿生风，育才学校的孩子们都亲切地叫我“蔡爷爷”。
（记录：史法泉）
第三卷我自愿“下放”到小学
孙俊芳，女，３０岁
林州市第一实验小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８日
我是怎么“下放”到小学来的？说来话长了。我原来在林州市城关镇一所中学教英语，去年由安阳市教委选派到北京师范大学脱产进修了半年。要说也算是有缘吧。北师大外语系主任王啬教授在讲《语言学习论》时说，１２岁以前是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的最佳时期。当时我就想，有机会我也去当当小学的Ｍｉｓｓ Ｓｕｎ，看看那是什么感觉。
去年暑期，第一实验小学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