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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
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和受教育的权利，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化艺术创作和其
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篆刻是艺术的一种，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我从事篆
刻并给日本人治几方印，不能是犯法作为。他们给我汇的款中，除了印料、邮费和
代买“文房四宝”的钱外，自然还有我的艺术创造劳动价值。且他们的汇款是外汇，
我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国家的外汇收入增砖添瓦，同样是益事而不是坏事。而国家
给我兑换的人民币我几乎全部存入银行，正是“踊跃参加爱国储蓄、积极支援社会
主义建设”，这又是益事而不是坏事。
我虽然有了这些收入，但我全家人的生活是清苦简朴的，家里没有时髦的现代
式家具，甚至连一般家庭中都已有的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等都没有，更无其它
高档家俱。日本人赠我的电视机，我考虑到当时全馆没有一户有黑白电视机，我用
上彩电，会脱离群众，于是便原价加关税低于国家同等产品160 多元处理了，并把
钱存入银行，从没有胡花乱用，肆意挥霍。我爱国有何罪？劳动换来报酬又何罪之
有？
四、我的控告与要求：1。骊山分局对我的拘留不合《刑事诉讼法》41 条及列
举的七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因而是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
例》第12 条，被告要求追究责任。2。老×和老×在几次提审中都问及我在哪些银
行存有钱？存折用了哪些名字？此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条。3。老
×（对提审人尊称——作者）未持任何手续闯入我家，拿走了我的笔记本、抄走了
我的存折号码（这是我根据提审时所听所见判断的）。4。我已被关押达两个月，人
身权利遭到侵犯，并且还在继续遭受侵犯。
骊山分局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8 条办理。我要求对我立即释放，并要
求追究诬告人的责任。
郑安庆
1982 年7 月5 日
8 月20 日，郑安庆被从看守所监狱带到公安局预审室。他在心中暗想，也许
是自己的申诉书起了作用，三个多月的监禁生活就要结束了。然而，令他再度震惊
的是一张逮捕证摆到自己的面前。
“今天我正式宣布，你被逮捕了。”提审员声调缓慢地说。
郑安庆懵了。他大瞪着眼睛，脸上无任何表情，呆坐着没有动，似是什么也没
有听见。
“请签字吧。”提审员望着显然有些痴呆的郑安庆予以提醒。
郑安庆轻轻地“呵”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逮捕证和提审员，才恍若梦醒地回到
了严酷的现实之中。
逮捕证醒目地填着郑安庆的姓名、籍贯等文字，而唯独“因什么罪”一栏没有
填写，尚为空缺。
郑安庆停住了握笔的手，抬头问道：“我坐了3 个月的监，到底是犯了啥罪你
们又要逮捕人？”“犯什么罪不是我们回答的问题。我们只是根据事实把材料和证
据移交有关法律部门，他们看给你戴什么样的帽子合适，就给你戴什么帽子。”提
审员依旧心平气和地回答，像在和老朋友拉家常一样地坦荡自然。
“我不能签。”郑安庆放下笔，呆板的脸充满了血色与怒气。
“你要不签，将来开庭审判时这关押期间的认罪悔改态度是要考虑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提审员柔中带刚地进行劝
导。
但是，任凭提审员以何种方法相劝，郑安庆依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我没有罪，我不签。”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郑安庆被
送进监狱，带上背铐，套上脚镣，以促使其悔过反省。
郑安庆自感出狱无望，不再喊冤叫屈。让探监的家属将日语自学课本悄悄带进
监室，头枕墙壁，脚踩镣铐，像电影上被捕入狱的地下革命者一样，偷偷学起了日
语。
纸里毕竟包不住火。三个月后，在看守所所长亲自带人查监时，郑安庆的四册
日语课本从被子里翻出。
“你还学日语，你吃的就是学日语的亏。”看守所长没有过多地责难和予以严
惩，只是略带叹息地将书拿回办公室。所幸的是，这时的郑安庆已基本将四册日语
课本全部学完。
1982 年古历腊月二十八日，临潼县检察院派人来到看守所将郑安庆叫到看守
所办公室。
“春节就要到了，关押了你这么多日子，使你的精神、肉体都受了不少罪，经
研究决定，先对你取保候审，”来人说着，又怕郑安庆听不明白，补充道：“就是
说从今天开始起，你可以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春节了，如果经调查你确实有罪再进来
蹲着郑安庆先是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然后轻轻摇摇头，声调低沉缓慢：
“感谢你们的关怀，还想着让我回家过个春节。但我也作好了打算，如果问题没弄
清楚，我是不会出去的，这个团圆节我不过了，仍然在这里头蹲着。”“这可是依
照法律的决定，”来人好言相劝。
“顾不得依照什么决定了，反正问题不彻底弄个水落石出、一清二白，我是死
也不会走出监狱的。”郑安庆叫劲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来人无可奈何地长叹着离去。郑安庆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令他终身难忘
的春节。
1983 年古历正月十四日，临潼县检察院再次派人来到看守所找到郑安庆：
“明天就是正月十五了，快回家过个团圆节吧，不要再叫劲了。”郑安庆本想再坚
决予以拒绝，这时他蓦然发现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出现在面前（检察院事先作的
安排），郑安庆顿觉头轰然炸开，整个大地都在下沉。他感到羞辱，他觉得愤懑，
他感到无颜见妻子儿女，他深知在自己入狱后，给妻子带来怎样沉重的精神打击，
在儿女的幼小心灵上造成多么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位手铐、脚镣都没有使他
屈服的硬汉子，面对妻子儿女那熟悉而陌生的面孔，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郑安庆回到家中，和妻子儿女在百感交集的氛围中度过了元宵节后，开始了临
潼——西安——北京三点一线的上访生涯。
1983 年3 月26 日，《陕西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样的消息：
秦俑馆美工郑安庆错案被纠正
本报讯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美工郑安庆，特长金石篆刻。一九七八年调到秦
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陈列室工作。秦俑馆发挥他的专长，开展了治印业务，近年来
为博物馆收入外汇六千多元。郑安庆曾提出就篆刻收入外汇应给他本人提成，但未
被领导采纳。以后，来参观的几位日本旅游者要买他的篆刻，他从一九八零年十一
月至一九八二年四月，通过邮局寄售自己业余刻的印章二百余枚给日本旅游者，日
本客人给他寄来了九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作为对他的报酬。他收到这些钱后认为
是自己业余劳动所得，没有交公。
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中，临潼县公安局于去年五月九日以郑安庆“非法刻
制印章”、“逃避海关监管、构成走私罪”为名，将郑安庆收容审查。
该县检察院又于同年八月二十日批准将郑逮捕。
郑安庆不服，不断申诉。渭南地区检察分院得知后，经过调查认为，郑安庆的
行为构不成走私罪，并就郑案报告了省检察院。省检察院又进行了详细调查，走访
了海关部门，确认郑安庆出售业余自刻的艺术印章构不成走私罪，指示临潼县检察
院不能起诉，要求释放郑安庆，并立即送回原单位恢复工作。
省检察院还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至于郑安庆出卖物品所得，应向他
说明，要按说法规定纳税。
（本报记者田长山张子民）
与此同时，《陕西日报》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
执行政策是很严肃的事
对经济犯罪分子一定要坚决打击，但对不是经济犯罪的人，就绝对不能打击。
由于有的同志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对现在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不甚了解，
把一些正当的事当成不正当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当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当前在城乡都有一些人认为搞副业、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务正业。
如果谁挣了钱，就马上眼红，说他是搞个人发财，是搞资本主义。临潼县有关
人员看见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