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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人听我说到“一个人”的时候都来了兴趣：“什么人？”
我说了三个字：“桂西恩。”
蔡青隐约听过这个名字，奇道：“他是……？”
我讲起桂西恩这个人，他是中国第一批到美国进修知道“Aids”这个词的人之一。当时这个人很乐观，了解了病发原因和传染途径之后，他觉得这种病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大规模传播开。
十几年后，他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抗艾专家之一。
90年代初，河南省一些地区开始有人宣传“血浆经济”，简而言之就是让农民靠卖血致富。这种说法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也不知道怎么流行的，反正最后政府支持，民间也有人响应。河南境内很多地方开始组织农民大规模卖血，几年时间内，血站比汽车站都多，而且管理混乱，器材、人手、卫生知识等等都极度不完善的环境导致了艾滋病的蔓延。
当然，我没跟这些人说，我知道桂西恩的时候，都是2002年末了，那时这个人才开始艾滋病防控工作不到三年。
1996年桂西恩显然还没有认识到艾滋病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是全国最好的传染病防治抓家之一，跑过很多农村。我的意思就是是希望让人带着桂西恩去河南一些地方突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艾滋病大规模传播这个事儿，早一点让人了解比晚一点好。
我详细说了一下希望先由我们资助桂西恩进行个别地方调查的事，说得大家频频点头。艾滋病在1996年对中国人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名字，忽然发现其实这个东西离自己这么近，大家心里都忍不住要冷那么一下。
我嘱咐蔡青，尽量通过一些多样化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让全社会去关注，这样既可以分开一些视线，也能方便我们在大家关注其他问题的时候救下万博琛。当然，最多我们也只能做到救下他的命，这还是给刘明耀留了面子。一个居然在学校方面捞钱的人是我所不齿的。
一个贪污犯和一个已经有泰国等国家前车之鉴的艾滋病问题相比，万博琛的分量应该比较轻一些吧？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能给我带来什么，我拭目以待。
正文 第一百零八章
最后的游骑兵在《终生制职业》后再造精品
《城市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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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雄的话题，永远讲不完，也许游骑兵正是最好的讲述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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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西恩对艾滋病的敏感程度和我预想的差不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去了河南。在河南，有我们的员工协助，他很容易抽到了Hiv阳性的血液样本，而且是抽了15个人，有9个是阳性。这已经是不得了的数字，几天之内他把报告、统计数据和样本一起递交给地方政府。
桂西恩的整个过程都有凤凰卫视的人全程跟着——地方政府对这种事很敏感，记者们统统都是偷拍，难度很大。其过程让我想起当2002年底凤凰卫视采访北朝鲜的纪录片，据说当时连住旅馆都有人半夜翻查采访器材。在这方面，我倒不认为记者们都应该有唐师曾（注1）这种勇气和魄力，那是全国全世界也没多少人具备的优秀品质。对于大多数新闻记者来说，我只求他们能够做到他们现在工作应做的一半就足够了，只要有这一半的功夫，社会上大众可以知道很多他们应该知道的，也就更容易去分辨和思考。
在新闻采访的同时，万博琛被立案调查，名誉校长鲁薇暂代校长。董事会开会宣布了这个事，由于学校一块一直只是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大家也没有表示强烈的愤慨之类——在问题来到的时候，抱怨是最没用的，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万校长被带走喝茶去了，由于“穷得只剩钱”，在里边的待遇倒还不错，至少有吃有喝且住得舒服。我和刘明耀分别过去看过他，安慰说：“一定能把问题解决。”事实上这两年万博琛自己也没少结交势力，只是当惯了老师校长的人有些天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这一出大事，周围一些朋友和兄弟该跑的也都跑了。
我一直觉得，能在大事出现之后留在身边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当然交朋友的前提是最好不要给朋友添麻烦。万博琛当老师比当商人成功，他的一些学生知悉他的事之后纷纷跑来看他，出钱出力的都有，让我很是感动。中国人在尊师重教上尤其值得被推崇，虽说这也造成很多教师职业上的人有点找不着北不知道自己是谁。
稍微受过一点教育的学生都会很尊敬老师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中国的教师待遇是非常差的，这个只要是稍微了解一些国外资讯的人都能知道的事实。
万博琛本来被这个事弄得很狼狈，甚至有一些绝望，后来看我和刘明耀并未对他贪钱的事说什么，反倒安慰一定会尽力保他，稍微有了一些底气。等到他这些学生们出现的时候，万博琛才彻底振作起来，开始积极地交代家里人也四处走动走动。
万博琛贪掉的数额实际上并不大，5000万左右，当然，这是查出来的数字。关键这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公益教育的钱，这就让不少人很愤慨。
教育系统的贪污和贪污救灾款差不多，都是能迅速引起公愤的事，我们必须在这些言论积蓄到一定程度之前把群众的目光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事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桂西恩河南之行后，许多电视台对这一份偷拍的纪录片表示了犹豫，凤凰卫视在97年12月回归之前仍算是境外电视台，可以毫无顾忌地放，内地电视就要有一些顾忌了。
连续跟十几家电视台碰过依然无结果之后，我怒了，支持桂西恩直接把纪录片捅给主管卫生的副总理。桂西恩在抗艾上表现出来的精神就让人感动，他真的把这份报告递给了卫生部。
在这段期间，我找人去泰国买了一部反映当前泰国Aids流行的纪录片在国内放，这个跟我国国情无关，有些电视台犹豫了一下也就安排着放了。纪录片放了没几天，一些地方报纸开始出现了质问“难道宣传艾滋病是当前的重要问题吗？”，这有点像当年《大众影视》上放接吻剧照被观众指责“难道现阶段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事接吻和拥抱吗？”。我就觉得可笑，难道回避了这个话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么？难道鸵鸟把头藏进沙子就可以远离危险了么？从性忌讳到逃避社会问题，一直以来这些事儿怎么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难怪鲁迅要说真的猛士敢是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在中国，猛士就少得可怜，鸵鸟成群。
报纸上有抨击的，我们自然也能组织枪手反击——反正文人是比较不值钱的，尤其是为了钱的文人。
就在这样拉锯与心焦中，我们迎来了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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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因为万博琛的事变得有点无趣，不过好歹是张女士生日，我们自然不能闷闷地过。
小姨本来打算跟张小桐一起回来的，被张小桐拦住了，自然是为了能和我过一个没人打搅的圣诞。我看着她打电话让小姨晚几天动身，在旁边怪声怪气叫唤：“噢噢，女儿大了，留不住咯！”
张小桐极其妩媚地瞪了我一眼，放下电话：“今天做什么？”
“有你在，做什么都好。”我从床上爬过去抱住她，“或者……我们做一些大人才做的事？”
张小桐气定神闲地扭头看我：“好啊。”
“……我就随便说说。”我头一次看张小桐在我面前宛如一个成熟女人，有点不习惯，“反正能抱着你就是最好。”
“甜嘴。”张小桐笑着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
我回亲了她一下：“生日快乐，我的姐姐……”
说到姐姐被张小桐用手指按住嘴唇了，我的绝代佳人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有点娇嗔地责道：“还，还叫我姐姐？”
“啊……”我呆了一下，赶紧改口，“亲爱的老婆……”
“切，谁是你老婆？”张小桐口不对心地推了我一把，脸上的开心都要掉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说不定是学校某个女同学吧？”
“小坏蛋。”张小桐又恢复成小女儿状，紧紧搂着我，“有你陪着，生日怎么能不开心？”
我搂着她，有声胜无声。
“你开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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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去哪？”
精心打扮后的张小桐被我拉出来，瞪着眼睛问我，极其貌似被诱拐的洋娃娃姑娘，让我想起一些国外犯罪电影里坏人带着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们四处逍遥脑子里却想着龌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