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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扇门和那两扇窗子之外，你有没有发现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说那里有没有什么秘密通道之类的？”
“没有。”
“事实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个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师是在问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四面的墙上有没有洞。”
他的声音轻柔而平和，让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几件事。你突然开始注意到一种精炼过的一般常识，使所有的一切回归到它们最基本的价值。你也开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个法庭也都有这种感觉。法官坐在他那张高椅子的边上，欠身出来，伸着头，一直等到证人说：“洞？大人，没有洞呀！”然后他有点好奇地朝劳顿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笔继续平稳地在他的笔记簿上写下去。
“甚至于没有，”律师继续追问，喃喃地说了句一成不变的话，“一道够大得可以让箭杆穿过的缝隙。”
“没有，先生，没有那种东西。”
“谢谢你。”
辩方没有做交互询问：H。M。只摇了摇头，耸了下他穿着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只让人希望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恶毒地瞪着陪审团就好了。
“传艾蜜莉亚·乔丹。”
他们把乔丹小姐带进证人席。那个有顶的狭窄隔间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审团席和法官席之间。她平常想必是一个镇定而能干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证人席的阶梯时绊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时候也似乎十分紧张不安。到底是因为紧张才脚步踉跄，还是因为脚步踉跄才造成她紧张不安，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她的脸倒是涨红了，而且很明显地身体不舒服。艾蜜莉亚·乔丹大约是四十出头或四十好几，仍然相当好看，只因为有病而稍损了原有的悦人之美，那副流线型的铬框眼镜让人感觉不到有副眼镜在，对她的相貌毫无影响。她有一头不折不扣的棕发和一双不折不扣的蓝眼，她的穿着也得到我们身后那两位女性的好评，她穿了一身黑，我记得还有一顶帽檐尖起来像顶鸭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乐娜·艾蜜莉亚·乔丹？”
“是的。”
这个回答说出来时，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适当的音量高低。她没有看她两侧的法官或陪审团，两眼只盯着曲意奉承的韩特利·劳顿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弥先生的机要秘书？”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书没有很久，我是说，他后来用不到秘书了，因为他离开了——其实，我在替他打理家里的事，这比付钱请个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审团都很了解，”那位律师很诚心地说。她最后的几句话说得有点冲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不对、不对，我们没有关系，我们……”
“我们相当了解，乔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亲近啰？”
“哦，是的，非常亲近。”
对乔丹小姐讯问的第一部分着重在提出和证明两封与玛丽·胡弥订婚一事有关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个女孩写给她父亲的，另外一封则是她父亲给她的信。这两封信里，第一封乔丹小姐看过；而第二封，她解释道，是由她协助写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现。以她所写的信来判断，玛丽·胡弥很冲动、轻浮，还有点欠缺条理，就像你会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报》上那位两眼很宽的金发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样：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丝很强烈的讲求实际的特质。艾佛瑞·胡弥则表现出他是个仁慈而谨慎的人，很喜欢卖弄学问。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想法似乎让他很开心：“我深信当我说将来我一定会抱孙子时，我想的并不是好多年以后的事。”
（这时候，被告席上的那个人脸色变得像鬼似地苍白。）
“——而我很确定的是。我亲爱的女儿，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给我知道你将来会有的儿子：我也确信我可以期盼在你们所有人的陪伴下过很多年快乐的日子。”
现场有些不安的咳嗽声，坐在被告席的安士伟头微向前倾，看着他放在双膝上的两手。韩特利·劳顿先生继续讯问艾蜜莉亚·乔丹。
“你是不是记得胡弥先生就订婚这件事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吗？”
“记得，他一直不停地说：‘这是件很叫人满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总是说：‘可是你对安土伟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说：‘知道呀。他是个很好的年轻人：我认得他母亲，她很可靠。’或者是这一类的话。”
“换句话说，他认为这场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们认为是这样。”
“我们？”
“大夫和我。史本赛·胡弥大夫。至少我认为是这样，我不能替别人发言。”
“现在，乔丹小姐，”那位律师说着，停顿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号到一月四号之间，你是否注意到胡弥先生态度上有什么变化吗？”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发生变化是什么时候？”
“在那个礼拜六早上，就是他过世的那个礼拜六。”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劳顿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态度下，她现在已经够镇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听得很清楚的声音说话。起先不知道两只手该怎么办：在栏杆上放上放下，最后下定决心紧紧地握在栏杆上。在她说到那封她协助写成的信时，她的两眼有种干涩的表情：她是在相当困难地强忍住泪水。
“事情是这样的，”她开始说道，“礼拜五那天说好了，史本赛·胡弥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玛丽的朋友们共度周末。其实是要去亲自向玛丽道贺。我们要开车下去；可是要等到礼拜六傍晚才能动身，因为胡弥大夫在圣普瑞德医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开。礼拜五晚上，玛丽从索塞克斯打电话给她父亲，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她。我必须把所有这些事跟你们说，因为——”
律师很温和地怂恿她继续说下去。“艾佛瑞·胡弥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还有那位医师一起去度周末的吗？”
“没有，他不能去。他礼拜天还有事，我想是长老会的账务问题什么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说要向大家问好，而我们准备带玛丽和我们一起回来。”
“原来如此。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乔丹小姐？”
“到了礼拜六早上，”证人回答道，把压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说出来。“在早餐桌上，有一封玛丽寄来的信。我之所以知道那是玛丽来的信，是因为我认得出笔迹。我还奇怪她为什么要寄信来，因为她前一天晚上才和她父亲谈过话。”
“那封信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后来我们找过，可是到处都找不到。”
“告诉我们胡弥先生做了或是说了些什么。”
“他看完信之后，很快地站了起来，把信放进他的口袋里，走到了窗子前面。”
“后来呢？”
“我说：‘出了什么事吗？’他说：‘玛丽的未婚夫决定今天进城来，要见我们。’我说：‘哦，那我们就不要去索塞克斯了。’我的意思当然是说我们一定要见见安士伟先生，招待他吃晚饭。他从窗口转过身来说：‘乖乖地照我关照你的话去做；你要完全按照计划到那里去。’”
“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如何？”
“非常冷淡而粗率无礼，这在他来说可是很危险的意思。”
“原来如此。后来怎么样了？”
“呃，我说：‘可是你一定要请他吃顿晚饭的吧？’他瞪着我看了一会儿，说道：‘我们不会请他来吃晚饭，或是请他到任何别的地方去。’然后他就走出了房间。”
律师缓缓地往后靠在长椅上。出庭的被告很快地抬头看了一下。
“现在，乔丹小姐，据我了解在星期六下午一点半左右，你正好经过门口的小客厅外面吧？”
“是的。”
“而你听到胡弥先生在小客厅里打电话？”
“是的。”
“你有没有往那个房间里看看？”
“我的确看了一眼。他正坐在两扇窗子中间的那张小桌子前面，也就是放电话的地方，背对着我。”
“你能不能尽量准确地再说一遍你听到他所说的话？”
证人平静地歪着头。“他说：‘考虑到我所听说的那些事情，安士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