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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你在那里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个特殊清洁工。”
“到底什么叫特殊清洁工呢？”
“是这样的。有些他们搞得乱七八糟的，清洁女工不愿意清理。比方说烟灰缸满了，他们倒在字纸篓里，用过的剃刀到处乱塞，只要看不到就算了。他们什么都乱丢——呃，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特殊清洁工作，尤其是他们开过派对之后。”
“在一月三号左右，你在那里工作吗？”
“就是在那一天，”何瑞思·卡莱里·葛拉贝尔很神气地更正道，“就在那天，我在那里工作。”
“嗯，你认得死者胡弥先生吗？”
“我没有那个荣幸和他相识——”
“你只要回答问题就好了，”法官语气不善地说。
“很好，大人，”证人很滑顺地说，他的下巴伸了出来，上唇收了回去，露出牙齿，“我正要说咧。只除了有一回，我们很亲近，他给了我十镑，让我不说他偷东西的事。”
之前有好几次，记录员有机会写下“轰动”这两个字。这一回，倒不能称之为全场轰动，因为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因为葛拉贝尔说得那样随便，才更觉惊人。法官缓缓地拿下了眼镜，从假发下解了下来，收好脚架，然后看看他。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法官包德金大人问道。
“哦，很清楚，大人。”
“我希望确定这一点，继续吧，亨利爵士。”
“我们也要确定这件事呢，庭上，”H。M。大声地说，“那，现在，你是怎么会把死者认得那么清楚的？”
“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不是很远的地方。每个礼拜，礼拜六早上，他们会用一个皮包把那个礼拜收到的钱送到首邑银行去。我也跟着去，你知道，就像是保镖；倒不是说真正用得到。死者，他其实并没有真正做什么事，我是说，他没有把钱交给柜台什么的。他只是从银行后面的那扇小门里出来，两手背在背后，向送钱来的裴尔京先生点点头，好像他是在赐福似的。”
“你在那里见过他几次？”
“啊，好多次。”
“你想有十来次吗？”
“比那多得多了，”证人坚持道，一面怀疑地摇着头，由缺了牙的缝里吸着气，“每个礼拜六，大概有六个月左右。”
“呃，一月三号，礼拜五的早上你在哪里呢？”
“在三C号房里清垃圾桶，”葛拉贝尔迅速地回答道，“那就是安士伟先生的公寓。”他很快而友善地朝被告比了下，然后把拳头抵住下巴，好像要撑着似的，接着马上又很严肃地把手放了下来。
“垃圾桶放在哪里？”
“小厨房里。”
“小厨房通到饭厅吗？”
“像平常一样，”葛拉贝尔表同意道。
“中间的门关着吗？”
“嗯。或者应该说是差不多关上了。只留了一条缝。”
“那你有没有看到或是听到什么呢？”
“呃，我当时没发出多少声音。正站在小厨房里的时候，听到饭厅的门开了——是饭厅的另外一扇门，通小玄关的。我想道，哎啊！因为安士伟先生这时候不会回来，我从门缝里偷偷地望出去，看到有个男人走进饭厅里来，走得很轻又很快，一眼就看得出他来是不干好事的。饭厅里的百叶窗也都拉下来了。他先在四面墙上轻轻敲打，好像是在找保险箱似的。然后他开始把餐具柜的抽屉一个个打开来，我起先不知道他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因为他背对着我。然后他走过去，把百叶窗拉起来看个清楚，这下我看到了他是谁，也看到了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他是谁呢？”
“就是死者，胡弥先生。”
“他手上拿的是什么？”H。M。用比较大的声音问道。
“安士伟上尉的手枪，就是你放在那边桌子上的东西。”
“请把那把枪拿给证人。仔细看看，确定那就是死者在礼拜五早上从那个餐具柜里取出来的那把枪。”
“这就是那把枪。”证人说，他念着枪上的流水号，然后握在手里，他拉开弹头，再压回去，把枪口转过来，让陪审团里坐得最近的一位女士吓了一跳。“哎，有次他们开酒会闹得太亢奋，就是我去把子弹卸下来的。”
“告诉我们，你见到胡弥先生之后怎么样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啦。他拿出一本小笔记簿，很仔细地跟里面记的什么资料查对了一下；然后把枪收进口袋里。呃，这就太过分了，我很快地走了出去说：‘哈啰。’我对到这里来偷东西的家伙不必尊重啦。这让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假装没事的样子，转过身来，两手背在后面，眉毛垮了下来——我敢说，他是想装出一副拿破仑的样子。他说：‘你可知道我是谁吗？’我说：‘知道呀；我也知道你刚刚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他说别胡说八道，他说那是在开玩笑。我听得出那种干了坏事想唬过去的语调；我可清楚得很；我知道他也明白这一点。哎，就像有一回，波费斯特黎爵爷在背心口袋里偷藏了A，K，J的牌被活逮的时候——”
“这些不用说了，”法官说道。
“很好，大人。我说：‘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你要去见管理员，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刚才偷了安士伟上尉的枪。’这下他安静下来。他说：‘好吧，可是你知道怎么样会对你有利吧？’我说：‘我不知道呢，老爷；因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什么有利的事。’他用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在银行里用过的口气说：‘要是你肯闭嘴不谈这件事的话，就能有一镑的好处。’我想我当然知道他想干什么，所以我说：‘我知道那是什么，老爷，那叫蝇头小利；这种利呀，我倒是见多了。’他说：‘好吧；十镑，这就是我的上限了。’于是他带着枪走了。”
“你收了那十镑的钱吗？”法官问道。
“收了，大人，我收下了，”葛拉贝尔一副毫不在乎而挑衅的表情回答道，“换了你会怎么样呢？”
“这不是我敢判断的事，”法官包德金大人说，“请继续，亨利爵士。”
“他带着枪走了，”H。M。摇了摇头，“后来你又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不干好事，所以我想我最好把这件事告诉安士伟上尉。”
“哦？你有没有把这事告诉安士伟上尉呢？”
“有呀。不是说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应尽的责任，如此而已。”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当时没办法跟他说，他去乡下了嘛，不过没想到他第二天就来了——”
“啊哈，原来，在案发的那个礼拜六他毕竟还是在伦敦，是吧？”H。M。说道。他停了下来，望着对方下巴的动作几乎到了在做鬼脸的程度，等着他回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大约是礼拜六傍晚六点过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开进那排公寓后面他们停车的地方。周围没有别人，所以我告诉他说胡弥先生昨天来过，偷走了他的枪。”
“他怎么说呢？”
“他有一阵子表情很怪异，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他说：‘谢了，这很有用。’就给了我半个克朗，把车子掉个头又开走了。”
“小子，注意听好了。在被告口袋里所发现的那支手枪——就是这支枪——这支说是他在礼拜六晚上带去准备对付胡弥先生的枪——实际上是胡弥先生本人在礼拜五就已经由那间公寓偷出去了，是这样吗？”
“这事就跟上帝造了小苹果一样实在，”证人回答道，一面朝H。M。伸出的手指将身子由证人席上俯了出去。
H。M。坐了下来。
葛拉贝尔是个很自傲又饶舌的证人，可是所提供的证词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知道马上就要有一场争辩了，在那位检察总长还没开口说话之前，在证人和华特·史东爵士之间涌现的敌意就已经显然可见。伦敦人在代表国家法律和其他深植心中一切的红袍法官面前，本能地就会感到畏惧和尊敬，葛拉贝尔对法官的态度可以说是柔顺到谦卑的地步；但他对检方却没有这种看法，他们在他眼里显然只是来把你干掉的家伙。葛拉贝尔想必在站上证人席的时候，就注意着他们，而且随时会竖起毛来。而华特爵士那种——绝非故意的——傲慢的眼光全无安抚作用。
“啊……葛拉贝尔。你告诉我们说你从胡弥先生手上拿了十镑？”
“是的。”
“你认为拿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你认为他会拿出这个钱是很正当的吗？”
“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