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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土屋隆夫
译者：孙 猛
（选自《译林》1980年第2期）
录入：斯塔曼姆
土屋隆夫，一九一七年生于长野县。由于他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系，加之他有一位叔父是便衣警察，另一位叔父是律师，所以他对日本法律界内幕了解较多，并以此为内容写成小说。这种小说，日本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批判仲裁小说’。《死者不会控诉》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篇。本文译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角川文库本土屋隆夫短篇集《绿色的帽子》。
——译者
本文取材于已故的城川刚一的手稿。由于下面将要叙述到的原因，这份手稿当时只经一位在职司法官员过目后，便一直被埋没至今。恐怕连城川刚一夫人也未必清楚那桩案件的真相。
不久前，我从与那桩案件有关的某氏那里，得以一览这本手稿。读完掩卷，不禁沉入无限怆然凄楚之中。这样的案件难道不是空前绝后吗？在所谓“法律的尊严”的名义下，人的一切情念，竟然遭到如此巧妙、而又如此残忍的蹂躏！
我冒昧地将手稿略加润饰，公诸于世。
读者读至终卷，也许就会懂得我这样做的用意了。
时间要追溯到昭和十X年的岁月。
那正是多灾多难的帝国主义的阴霾笼罩着整个日本国土的时候。
一
高声朗读完起诉书后，法官城川刚一稍作停顿。这是因为他和往常一样，总要在宣判前，做两三次深呼吸的缘故。他的经验使他深深懂得这短暂的沉默，在被告身上所造成的心理作用。在这几秒钟的沉默中，以天皇名义进行判决时所特有的一种神圣感，变成不能动撼的重负，压迫到了被告的心头。
“谨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本庭判定被告铃木正三对受害人藤崎洋之助犯有抢劫未遂杀人罪，并依法判处被告死刑……”
城川刚一用庄严、平板的语调宣读完判决书。顿时，旁听席上发出了一阵似乎是叹息的声音。
城川刚一似乎根本没听见法庭上的喧杂声，以充满自信的神情，注视着站在被告席上青年的脸庞。
“如不服本庭判决，被告可和律师充分协商，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办理上诉手续……”
城川刚一正说着，只见被告席上的青年显出一种十分奇异的表情。他突然转身背对裁判席，朝旁听席跨去。
旁听者霎时全都屏气凝神。青年身旁的警官吃惊似地站起身来。其实，青年只是朝旁听席跨出了一步就停住了。他用平静的目光，凝视着旁听席的一点。
“被告！铃木！”
城川刚一用低沉而又严厉的声音朝青年的背后喊道。可是，青年压根儿没想转身回来。不用说，在场的检察官、律师也都不由得面向几乎满座的旁听席，追随着青年的视线。
这情景或许还不到二十秒钟吧，可是人们却已急不可待，感到时间过得非常缓慢。
那青年活象一尊雕像屹立着。不过他的头微微摆动，看上去好象是在朝着旁听者点头致意。接着，他慢慢地转过身来，重又面对裁判席。
这时，城川刚一看到青年的嘴角浮现了微笑。这不是接受裁决的人所现出的那种蔑视一切的嘲笑，也不是为取媚法官的媚笑。
青年明澈的双眸，笔直地凝望着城川刚一。就在这一刹那间，城川刚一内心感到一种轻微的动摇和狼狈，而这种动摇和狼狈是在他多年的法官生涯中从未体验过的。可以说，他的悲剧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青年以平静的口吻开口说话：
“法官先生，我完全服从刚才的判决，我放弃上诉权。”
他的辩护律师不由得站了起来：
“你，铃木先生，怎么能干这种蠢事！请冷静些。还有很多办法争诉，……。
“您的好意，我完全领会。可是……，”
“请收回你的话。哪有这么轻易地放弃上诉权的？……法官先生，我以被告的律师身分要求，被告因为一时感情冲动，……”
“不。这个决定是我经过冷静的考虑后作出的。可是，法官先生……”
青年抬头又看了城川刚一一眼，嘴角的笑容消失了，眼里射出箭一般的冷气。
“我服从判决，但这绝不意味着我承认我有罪。即使把刀搁在我的脖子上，我还是始终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我之所以放弃上诉权，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不想再一次接受审讯。
这个原因，现在不能讲。我的供词至死不变。
我以上苍和良心起誓：我是清白无辜的！不幸的是，我犯有殴斗伤人的前科。打在我身上的前科的烙印，恐怕这一辈子也不会消除。
我没有权利吐露真情。而且，经过以往几次审讯，我对这个法庭已经绝望，对由人来裁判人的这个困难无比的行当也已不寄任何希望！据说，正因为考虑到执法的困难，现代法律才要求审案中若有疑点可以暂不定罪。
而法官先生断然判了我死刑！我将无罪而死，这也算是我对这个判决的报复吧。我的心脏停止跳动后，总有一天真正的凶手会暴露。只是死者再也无法申诉自己的冤情和痛苦了。不过，法官先生，唯有你能听到我的控诉。不管你掩住耳朵也好，闭上眼睛也好，你终生也无法逃避死者那无休无止的呼叫声！”
城川刚一端坐在裁判席上，眉宇间纹丝不动。他那副身穿法衣的模祥，宛如一幅古画里的人物。
青年又转身面向旁听席，两手贴嘴，低声地叫唤：
“喂——站出来吧！喂——我等着呢……”
叫唤完毕，他双肩颓然下垂。随着激烈的呜咽，他伏面饮泣。
在有的人看来，这些不自然的举止言行仿佛在演戏。可是，青年显得异乎寻常的认真。这种真切的情感强烈地感染了旁听席上的每一个人。人们骚动起来。庭警出面制止了喧闹。
城川刚一用锐利的目光瞥了青年一眼，站起身来。
“起立！”
庭警急忙高喊。
大家一齐站立起来。城川刚一没有宣读判决书末尾的训词，就紧绷着脸走出了法庭。
警官架起青年。“咔嚓”，响起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手铐声。青年似乎是被警官抱着一样出了法庭。
这时，人们如释重负似地擦着汗水，纷纷议论起来，向酷日炎炎的室外散去。
“听说要末是无罪，要末就是死刑，所以就赶来旁听了……”
“究竟谁说的是真情呢？”
落在最后面的庭警听到这些对话，心里暗自发笑。他悠然自得地从裤袋里掏出了烟盒……。
二
这桩案件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同寻常。
被告在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手正握住一把已经扎进被害者身体的大餐刀，蜷缩在那里发愣。虽然没有人目睹这场凶杀的经过，但作为凶器的餐刀上有他的指纹，溅在衣服上的血迹也和被害者的血型相同；而且青年曾向被害者借过不少钱。根据这些理由警察把他作为重大嫌疑犯带到警察局。
青年名叫铃木正三，是U大学经济学系三年级学生。
可是这件看来是司空见惯的凶杀案，在审理调查中却遇到了一个困难。证据虽然似乎绰绰有余，但缺少足以定案的主证。首先，铃木矢口否认自己行凶杀人。提起昭和十x年，不难想象当时的刑事审讯是相当严酷的。
可是，无论是在警察局，还是在法庭接受预审，被告始终坚持自己清白无罪。
被害者名叫藤崎洋之助，三十八岁，没有家室。他租用了公寓里一个房间，门口挂着“藤崎商会”的招牌，实际上干的是地下高利贷买卖。可以设想，这种高利贷对于作为它主顾的低薪收入者和小商小贩来说，无疑是心狠手辣的。
第一个目击凶案现场的是藤崎的情妇。
她是“梅侬”酒吧间的老板娘小口君。关于那晚的情况，她对警官作了以下的叙述：
“那天晚上我想见见藤崎，于是九点钟的时候，我给他挂了个电话。可藤崎在电话里说：‘现在正有客人，等一会儿打来吧。’这样，我到九点半又给他挂了个电话。是的，藤崎在自己的房间里有一架电话机。时间吗？那没错。因为我当时等得不耐烦，正犹豫是再打个电话呢，还是干脆找上门去？所以看了好几次手表。结果还是打了个电话。可他老不来接，那边的电话铃声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火了，立即把电话挂掉。心想怪不得，听人说他最近又找到什么好人儿了。当时，我马上出门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只花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赶到了他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