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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们，这就是侦探小说。
但是今日谁写这样的小说呢？
基石有崩溃的趋向，较之分析英国和美国侦探小说之间的巨大差异——今天差异越来越大了——在考虑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许做的更糟。
在25年前的美好（或者糟糕）时代——让我们先谈谈那些普通的而不是杰出的作者——那些小说都是一个样子。大洋两岸都写英语，尽管写的很糟。两岸都默许了一些规则，尽管他们到处违反条规。他们的情节也一样。把地点从长岛变成萨里，用“男爵”代替“工业大亨”，这些故事都是可以替换的。实际上，这样的变更真的发生在弗兰克·L·帕卡德的吉米·戴尔系列的惊悚小说英国版中，可怕的吉米生活在公园路，与魔鬼般的强盗帮即所谓的（很可惜）犯罪俱乐部斗争。
但是普通的侦探小说模式是这样的：在新遗嘱撰写的前夜，受害人被发现被害于书房。他被一把东方匕首刺中，平时那把匕首在桌子上用作裁纸刀。整个房间四散着袖口链扣、公交车票、花边手帕和烟蒂，写在漂亮的花边纸中。
布雷斯探长匆忙的被召集到犯罪现场，看到了他麻烦的开始。从男爵或者工业大亨——加上他没用的儿子，反叛的女儿和生病的妻子——忍受着这样一个家庭的折磨，甚至在仆人短缺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忍受五分钟。男管家是个勒索者，司机是有前科的，女管家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如果这还不够，调查揭示了另外不少于八个的嫌疑者在谋杀发生时排着长队偷偷摸摸的经过书房窗户。
“这样的情形，”布雷斯探长说，“不是绝望么？”
不赞同他很困难，因为几粒纽扣和烟蒂被证明是疑犯中的某人无意掉落的，而且枪声在窗户内外交替响起。布雷斯探长不顾一切的想要逮捕没用的儿子，后者的未婚妻向天才绅士侦探雷金纳德·杜·金克求助。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题。杜·金克发现所认定的谋杀时间完全错了，这是因为口技或者留声机中的声音记录导致的，而且在将嫌疑犯戏剧性的聚集在一起时，他认定是死者秘书所犯的罪行。秘书脸色憔悴头上冒汗，他尖叫着认了罪，喝下了一小瓶东西就立刻倒地死亡。
——就这样。
上面那些不是奚落。它并不可笑。你我这多年来用优秀小说提升我们的头脑，我们太喜欢侦探小说了。我们知道上面所有的情节诡计在1920年之前许久就使用了，之后还在用，今天仍在用——往往是被这行最出色的人使用。
它们很少会集中出现在一篇小说中，也不会线索幼稚到使用掉下的袖口纽扣。弗洛伊德博士的幽灵今日在各处飘荡。但是老的元素还是保留的。百万富翁的家，断绝父子关系的预兆，反叛的家族，谜一般的仆人，多位嫌疑犯，错误的被告，错误的死亡时间——你可以列出多少本书其中找不到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一条？
那么，为什么我们反对布雷斯探长和雷金纳德·杜·金克的冒险？为什么他们疯狂的行为总是游走在喜剧的边缘——不是说露骨的闹剧？
我们没有觉得他们好笑，因为他们是我们时代所谓的“时代碎片”。远非如此。我们看看那些在他们之前就出场的侦探们——既包括短篇小说中的也包括长篇小说中的——就能让我们相信了。
在阿瑟·柯南·道尔的伟大故事中没有一点好笑的成分。今天也不会有人对着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笑，那个矮胖的小个子神父第一次出现在1911年。同样也适用于哈纳德探长，A·E·W·梅森在此前一年于《玫瑰山庄》中塑造了他；同年弗里曼博士让富有经验的约翰·桑代克解决他最大的难题《奥西里斯之眼》。在1913年E·C·本特利的杰作《特伦特的最后一案》才姗姗来迟。在大西洋彼岸，被低估的天才雅克·福翠尔早在1907年就塑造了奥古斯特·S·F·X·凡·杜森教授，梅尔维尔·戴维森·卜斯特在1918年写出关于很不滑稽的阿伯纳大叔的经典短篇小说时，已经是一个老手了。
我们看到早在1920年代为什么聪明的读者就受够了布雷斯探长和雷金纳德·杜·金克的冒险。
“哦！”读者说。“我厌倦了猜测谁是罪犯。替换掉那些半吊子线索——结尾不能完全解释侦探如何知道的——给我们看看一些真正的证据。而且，”读者继续道，“完全可以让你的八个嫌疑犯在书房外的灌木丛周围列队排好。不错。但是给出一些可信的原因解释为什么他们在那里。如果你必须给公共汽车票大量的空间，请也给原因一些空间。也就是说，构思你的故事。你目前的问题不是解释谁犯罪；而是解释清白的人为何做糊涂事。
“最后，结尾处‘让人惊讶的发现’如此的沉闷，如此缺少最基本的独创性，以至于我对其毫不在意。你难道不能有点新的想法吗？你就不能来点意外性么？相信我，这和布朗神父揭开隐身人，或者阿伯纳大叔揭示稻草人的含意，或者歇洛克·福尔摩斯——难以忘怀的时刻——清除歪唇男人的伪装，所产生的震惊的快感差远了。”
哈！噢！
请原谅这些感叹。这只是身为笔者的我在回忆——在记忆中品尝——那些虚构犯罪的伟大时刻产生的兴奋之感。而且，在记忆中，我们看到手拿沐浴海绵的福尔摩斯那憔悴的身影，在铺位上翻腾的头发蓬乱的休·波恩。或者布朗神父和一个身材硕大的门房，在苍白的天空之下，在荒芜的雪地上，他们之间四散着脚印，却没有人经过；神父在雪场外面绝望的叫道：“上帝啊！隐身人！”
这样的时刻帮助我们总结为什么有想象力的读者需要比布雷斯探长或者雷金纳德·杜·金克更有魄力的人。他需要一个聪明的作者讲述的巧妙的故事。他需要（要再强调吗？）公平，合理的结构以及独创性。在1920年代初，我们就已经看到了新的具有这样特征的作家。
首先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处女作《斯泰尔斯神秘案件》，其中出现了令人惊奇的新元素，第一个受到怀疑的人竟然就是凶手；他想让自己受到审问并被判无罪，这样他就不会再受审问——这个诡计后来被其他许多作家使用。还有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他的《桶子》开拓了破解不在场证明的新风尚。
约翰·罗德的《帕丁顿谜案》中，死者从外表看没有伤口——第一次告诉我们（也几乎是最后一次）普里斯特利博士的教名是兰斯洛特。安东尼·贝克莱最初的成就是《莱顿庄园之谜》中的“密室”。多萝茜·L·塞耶斯——她的《谁的尸体？》——让一位初出茅庐的彼得·温希爵爷解决一桩奇怪的尸体之谜，在没有水的浴缸中发现被刺杀，尸体上仅有一副夹鼻眼镜。
1920年代——就算你反对——聚集着绝对聪明的头脑。暴力死亡的最佳场景之一是什么？J·J·康宁顿在《迷宫杀人》中找到了答案。有人使用过照相机镜头——那个奇怪的潜望镜装置——目击远处的可怕事件吗？康宁顿先生在《博物馆中的眼睛》中用过。在1920年代，菲利浦·麦克唐纳以《锉子》隆重登场。R·A·J·沃英在《锁眼谋杀》中向我们示范了如何让读者接受错误的导向。伴随着那些日子的还有H·C贝利那天真、可靠柔声细语的福琼先生。
现在看向大西洋的另一边。必须承认美国在同一时期只产生了两位第一流的侦探小说作家。
没必要提及那些非一流的作家名字。他们中大部分是女性，其中一两位今日仍在创作。这些女士华尔兹跳的很优雅，也跳的很好；但是他们总是在布雷斯探长或者雷金纳德·杜·金克的臂膀中跳舞。我们乐意回忆他们，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砒霜和老蕾丝饰边。他们留心自己书中的彩色卷首插画：黄色的礼服拂过地板，用犯罪填补安逸的空间。
但是有个名字必须提起，因为这个男人差不多要成为第一流的作家，他较之其他使用同样手法的作家影响更大。他就是阿瑟·B·李夫。
阿瑟·B·李夫更早就开始创作——实际上，和大部分华尔兹女士一样——二十年代他受欢迎程度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他的克雷格·肯尼迪故事已经被无数读者读过，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赞赏，并且拍成几部让我们惊呆的早期电影系列片。
克雷格·肯尼迪大概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像桑代克博士一样，他是一个科学侦探。他的实验室较之已故的弗兰肯斯坦博士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