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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社会科学在用解释性的理解方式了解社会现象的同时，还须从因果关系上说明这些现象。因果分析是确保科学成果的普遍有效的基本程序之一。
与传统的因果观不同，韦伯是用或然性、可能性、机遇概念来表述因果关系的。首先韦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整体决定整体，或部分决定整体的关系，而是部分对部分的关系。
历史学的因果性要确定一个事件之所以产生的特殊环境。社会学的因果性则表现为确定两个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必是“Ａ必然导致Ｂ”的形式，也可以是“Ａ或多或少有助于Ｂ的产生”
的形式。
由一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决定整个社会，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不论它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
其次，组成历史总体和社会总体的因素极其众多，要找到其全部确定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人不是早已注定的命运的同谋，而是能动的、积极的行动者，他的选择范围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历史变化的方向事先无法确定。韦伯认为，应用思想的实验可以使人较容易探讨历史文化领域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未发生斐迪南大公被刺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会不会发生。如果结论是仍然会发生，那么就可把暗杀事件从大战的原因中排除。我们还可以问，马拉松战役是不是希腊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波斯征服了希腊会怎样，同时观察一下希波战争发生时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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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本土发生了些什么。这种思想实验可使我们确信，假如希腊在这次战役中失败，那么波斯人就会扶持和利用希腊土生土长的神秘宗教以作统治工具，扼杀思想自由，建立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社会。由此我们可以说马拉松战役作为希腊城邦独立的保证，是理性文化的必要原因之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次大的事件的不同结局，甚至可以决定全部文化的走向。
“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恢复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有利于表明历史进程并非事先确定的，有作为的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
①最后，韦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线性决定的，而是双向的、反馈的与多重的关系。例如，在一种意识的内容与该意识的倡导者的物质利益之间可以有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
，但不存在预先确定的和谐关系。
把从利益角度所作的解释与从思想角度所作的解释对立起来，在韦伯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支配我们对利益的认识的是思想，甚至是超验的或宗教的思想。
（ｄ）理想型与社会行动类型将理解方法与因果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学个别化方法与社会学类型学方法结合起来的概念工具，就是韦伯的理想型概念。
阿隆与科塞都认为理想型是韦伯认识论的中心的、关键的概念。理想型概念首先是一种思维的建构：通过片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并按上述片面强调的观点将这些现象安排到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去，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５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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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形成一个理想型。就其概念的纯粹而言，我们在经验现实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这种精神的构造。这是一种“乌托邦”。在每一种情况下，确定这种理想构造接近或离开现实的程度，乃是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
①
理想型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也不是指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
，或平均状态。它只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如同“理想真空”
、“经济人”
、“道德人”等典型化概念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纯粹形态存在于现实中。
理想型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框架，一种判断的尺度以及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它使社会或历史的材料变得更易理解。
例如，资本主义的含义从来也没有象在社会学的概念中这样清晰明白过。理想型展示的不是事物所是的样子，而是其所可能的样子。它是从可能性中认识事物。由于三个原因，没有什么具体的现象精确地对应于一个理想型：首先，任何具体现象都会有许多特征不被包含在理想型中；其次，那些被包括在内的性质表现为理想的或“纯粹的”形式；最后，并非理想型的所有特征都体现在它的每一个具体实例中。
第二，理想型决非随心所欲的虚构，它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的“时代的兴趣”
，是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的逻辑和规则。诚然，理想型并非现实的摹写，但它仍来自于现实本身，是通过“变型”的现实，即通过把研究者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极端化或简化而取得的。这种理想的、客观化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增
①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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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推断的技巧；它不是“假设”
，但它提供了构想假设的方向；它不是对实在的描述，但它的目的却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表达手段。
第三，韦伯指出有两种不同的理想型。一种是历史形态的理想型。在韦伯看来，历史学的理想型不仅旨在重现一般的历史实在性与独特的历史实在性，而且还旨在对历史的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分析。
以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学理想型为例，资本主义一词不仅确定一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特征，而且根据韦伯的定义，资本主义仅在西方社会才有典型（个别化）的表现。此外，资本主义这一理想型概念在西方社会各种个别的历史构成物之间建立起因果的联系。
第二种是关于历史实在中的抽象组成部分的理想型，如“科层制”
、“封建制”等，它们可能存在于多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之下，而不象历史学的理想型仅出现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特定的文化区域（如西方的城市、新教伦理）。韦伯将这些具有社会学特征的理想型又称为“纯粹的理想型”。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工具，它是更一般的典型。这种理想型的抽象层次亦有不同。在第一个层次是诸如科层制与封建制这样一些概念；在更抽象的层次上是关于统治形式的理想型：即法理型、传统型与奇里斯马型。这三种统治型式的统治可被称之为原子概念，是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的各处都可遇到的。
大部分政治制度是由属于这三种类型的统治形式的因素组成的。
所以需要理想型，正因为历史实在并非这样清晰判然，不存在纯粹的奇里斯马的天纵英明人物的统治或传统的统治，而是各种统治形式在现实中互有交叉，所以需要在思想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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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确定下来的概念来区别不同型式的统治，衡量概念与实际间的距离，以把握复杂的现实。
在最后一个抽象层次上，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类型的行为：目标合理的行为，价值合理的行为，习惯行为与感情行为。
理想型越是抽象，越是纯粹，越是脱离历史的经验实在的个别性，就越具有一般性内容，就越适于充当类型学的方法，但它在一般化的道路上只达到了典型的地步，而未达到规律的普遍性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缓和了个别化的思维方式同一般化思维方式的对立，或者说，这两种思维倾向在韦伯那里总是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和社会学往往是不可分的。
社会行动的类型概念是韦伯社会学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将单纯的反应行为排除在社会行动范围之外。只有在个人具有至低限度的自觉意识，因而其行为被赋有意义时才会产生社会行动，因此，社会行动的分类，乃是根据其与可被合理地称之为意义取向的行动的距离的远近。
距离最近的是理性行为，距离最远的是传统行为与情感行为。
社会行动也象其它形式的行动一样，可以根据其取向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１）以个人各自的目的系统为取向的合理行动，即通过对有关外界对象的与其它个人的行为的各种期待，并将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