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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再有任何超越独立个人的客观现实。社会就在人们的具一定形式的交往中互动中产生着、维持着、延续着。交往及其形式概念使齐美尔既能保留能动的人主体的概念，又能对较大的制度和社会过程作客观的分析。
形式概念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组范畴，使我们能在一向被认为是主观任意的、一次性的历史事件领域与人类活动领域中发现事件及活动的潜在的同一性结构，从而使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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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研究获得客观性普遍性的品格。齐美尔说明，尽管历史上的君主的个人遭遇与性格特征彼此相去甚远，但社会学家可以抛开所有历史的特殊性，证明所有君主的活动都受到君主制的限制。如果再作深入的剖析，他甚至不必涉及君主制，而只去研究冲突与合作，统治与服从，集中与分散这样一些结构。同样，虽然不同的价值、利益与目的使人类社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团体，但它们实现这些目的与利益的社会互动形式不能不是相同的。例如战争与经济都含有合作这一形式。当然，不同的形式也可服务于相同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既可通过竞争也可借助联合。通过形式的范畴，经验世界被转化为一个分类体系，一个兼有认识论和本体论性质的概念图式。形式为多样而散乱的客观世界提供统一性。齐美尔力图建立一门社会生活的几何学。
社会几何学的一个主题是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他对于人员数量所引起的互动性质的变化，在对两人群体与三人群体的差异讨论中有精彩的分析。据齐美尔的分析，两人群体不存在独立的社会结构，没有比独立的两个个体更多的事物与意义。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双方，任何一方的撤出都会导致群体的解体。
而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高度的个性，因为其中的个体并不低于团体的层次。团体加入第三者后，其性质便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三人团体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独立结构，具有了可以支配、约束其成员，追求并不属于每个个体的目的的超个体的力量与动机。许多新的社会过程与社会角色开始出现于三人团体中。例如，一个第三者可以充当团体内纠纷的仲裁者或调解人；或者藉团体内其它两人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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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而得渔翁之利；或者蓄意怂恿其它两人发生冲突，从而获得优势。团体若超过三人时，成员增加所造成的影响则无异于第三者。
社会生活几何学的另一个主题是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齐美尔指出，事物的价值是由它与行动者之间的距离所决定的。如果一事物距离太近又太容易获得，或者它太遥远又极难获得，那么它的价值就不高了。最有价值的事物，是那些有可能获取，但必须付出最大努力代价的事物。在《陌生人》一文中，距离概念是一核心概念。
“陌生人”就是一种与我们的关系不近不远的类型。与我们太接近！那他就不是陌生人了；如果距离太远，则他与团体间的接触就告中止。这种特殊的距离，使得陌生人得以与团体成员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互动模式。例如，陌生人可以与团体成员维持一种较客观的关系，团体成员也能较平和地表现对他的信任等。
齐美尔并不想要编制一张社会交往形式的详尽的目录表，他只是试图从社会互动模式、社会过程、社会类型等不同角度，从社会生活的生动现实中挑选出可视之为交往构架的问题和方面来。他把统治、服从、竞争、分工、交换、时尚、穷人、娼妓等都视为互动的形式或社会类型。齐美尔常被批评追求形式而牺牲了内容。例如他把军事冲突与夫妇间的口角，士兵对军官的服从与工人对企业主的服从等极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并按形式特征将它们归在一起。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齐美尔本人也十分清楚，把社会生活仅仅归结为它的形式要素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看一下齐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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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大量交往形式的分析，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他的极富辩证精神的交往内容的分析。例如，他批评了一味地否定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因素和一味肯定一致因素的观点的幼稚，正确指出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能持久，指出社会总是冲突和协调这两种形式互动的结果。再如，关于时尚既是摹仿，又体现个性化；因为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同一性社会中与由寡头控制的社会中，不存在出风头赶时髦的动机和条件；而当任何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时尚，它就会立刻开始变得不再时髦；时尚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新的同时又是在过时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化的个人与社会总是保持一种双重的关系：他被结合在社会里，又和社会相对立；他为社会而存在，也为了自己而存在；他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
“一方面，我们面对（社会的）这个非人格命令惟有服从；但另一方面，它并非外在的控制力量，只有依赖我们个人的内在的激励力量才能为我们所遵循。”
①个人的心智可以保持行动者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可心智同样也会将社会实在物化，创造一些事物，最后反过来奴役行动者，等等。在这些充满理趣的分析中，齐美尔处处追求的是社会内容的具体的、真实的、矛盾的及多维度的曲折往复的过程，如此丰富生动辩证的内涵，决非唯形式的社会关系语法学与几何学所能范围。他揭示出同一交往形式所包含的对立统一的方面（时尚既新又旧）
；刻画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交往形式的
①引自沃尔弗编《齐美尔的社会学》（纽约，１９５０）
，第２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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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转化（如冲突具有整合功能，社会内在于个人）
；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文化的深刻的二律背反。所有这些都是齐美尔思想最具创见处。他的形式社会学固然聚焦于社会互动的抽象的恒定的形式，以及微观的小团体的相互作用，但如果忽视了他的大气象的理论旨趣、洞见及成果，那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３）历史与文化社会学
齐美尔历史和文化社会学的焦点是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及社会客体的文化层次，即他的“客观文化”。
齐美尔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现代历史发展的自由主义观点，即由圣西门、孔德、涂尔干、梅因、斯宾塞等人所阐述的近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步观。
“根据这种观点，演变就是从同质向异质、从共性向个性转变，从个人由传统的小范围的可预见行动向多重关系和开放性机遇的大范围的活动的转变。西方历史的潮流导致了从地位关系到契约关系；从机械的团结到有机的团结；从阻碍个性发展的封闭社会发展到由有着多重复杂联系和契约而产生的个性和个人自治的社会。”
①
这是齐美尔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进步观的一面。他的理论还有文化悲观主义的一面。这一面阐述了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创造物之间的深刻的二律背反，这一观点不是来自英法的进步思想，而是起源于德国哲学的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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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观点与马克思的传统。其直接的社会背景当然是欧洲工业文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但似乎德国哲人的唯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敏感于现代文明进步中的退步因素及个人日趋无奈的命运。
齐美尔文化理论的出发点是文化乃人类的创制，但一方面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有物化的能力或倾向（宗教是人之所创，到头来人却膜拜宗教）
；另一方面，文化一经被创造，其存在就独立于创造者，于是文化世界与社会世界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人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现实的客观实体，此即齐美尔客观文化的基本涵义。
关于客观文化的构成，齐美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样一些成分：工具、科学成果、艺术、宗教体系、法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