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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因素之一。
尽管有如此变化，他从未抛弃过视人基本上受本能支配为潜意识所驱使的观点，这样一种人性的生物学观如何与社会学的分析结合起来？从个体心理学（唯乐原则）过渡到社会心理学（现实原则）涉及到“恋母情结”
、“压抑”
、“升华”等关健概念。
“恋母情结”
的实质在于男孩对母亲的性欲。
但是对于实现孩子的奥狄浦斯愿望来说，孩子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被视为一个障碍；另一方面，孩子把父亲视为一个竞争对手，渴望取代父亲的角色，他会以父亲为榜样，用把自己与其父亲等同起来的办法扮演父亲的角色（自居）
，这种自居作用产生了对其父亲既敌对又崇敬的双重感情。在这场竞争中，孩子是无望战胜其父亲的，他必须压抑自己的本我欲望，社会也必定压制他的“罪恶”欲念。他通过从父亲那里借贷力量，将社会禁令内化而形成压抑本我的力量和结构，这就是超我。
超我是自我的典范，是奥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这样，它也是本我的最强大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通过自我典范的建立，自我已控制了奥狄浦斯情结，同时还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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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２西方社会思想史
己掌握了对本我的统治权。
①
今天，即使是坚定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信徒，也不会无保留地接受“恋母情结”的假说。
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志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弗氏的这一“科学神话”
（弗氏语）毫无根据。在不知父亲为谁的原始社会中，恋母情结（还有恋父情结）从何说起？批评并不困难，但我们应注意精神分析社会学的独特思路就包含在这类“荒诞的神话”中。我们理所当然地否定了奥狄浦斯悲剧的历史实在性，但这不等于说不可以把“恋母情结”及其受挫受压制的假设扩展为关于个人的无边的欲望与社会容许其满足的程度及方式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更一般的社会学问题，我们有理由说这正是弗洛伊德的分析路径，并由这一分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
首先，弗洛伊德固然坚持本能的本源地位，不仅人格的上层结构超我是本我升华的形式，社会感情、宗教、道德也无不是通过强制掌握本我获得的。
但是“通过理想的形成，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生活的最低级部分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根据我们的价值尺度变为人类心理的最高级部分的东西。”
②
弗洛伊德说“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
，他的目标在于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于使人从他的无意识力量中解放出来。
人若想控制他自身之内的无意识力量，就必须对这些力量有所认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目标就在于向人们揭示人性真实的最深层面。
①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７３７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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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１９２
其次，与他把性欲（力比多）本能看成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同时，他把社会与文明视为是对本能的压抑和升华的产物。
社会和文化，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如说是升华的生物的本能和欲念。压抑和升华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文化就越高。因此，压抑与升华是对社会有利的和有意义的心理过程。此外就个人人格的发展而言，弗洛伊德就是把压抑与升华看作个人社会化的机制的。在孩童期间，父母和家庭是社会禁令、道德内化的中介，“正是在这个自我典范或超我中，我们具有那个高级本性，它是我们与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时，我们就知道那些高级本性，我们羡慕它们，也害怕它们，之后我们就把它们纳入己有。”
①“当一个孩子成长起来，父亲的角色由教师或其它权威人士担任下去；他们的禁令和禁律在自我典范中仍然强大，且继续发展，并形成良心，履行道德的稽察。……社会感情在自我典范的基础上通过与他人的自居作用而建立起来。”
②
这里已明白表达了个人意识与社会影响的相互作用的思想，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力，一种是压抑了的本能寻求出路（升华）的内驱力，（弗氏始终未放弃过这一无意识的动力学观）
；另一种是来自社会环境的外部强制力。
这样个人与社会、文化之间，个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就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
最后，一方面，这种紧张表现为人格的内部对立，自我
①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７３６—７３７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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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侍奉两位主人。它必须依超我的原则对本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努力用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则，在它与本我的关系中，它就像骑在马背上的人，他必须牵制着马的力量。但自我仍不过是本我的仆役，骑手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去驾驭马，如果他不被马（本我）甩掉，自我常常是不得不引它走向它所要去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本能的冲动既必须控制又难以控制，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起来反杭，以挣脱社会的稽察和监督，这在现代条件下会引起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如果一味对本能施加压力，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既是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导致社会与文化危机的内在矛盾。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本能与文明及其一系列规范禁令的冲突所制约的。本我通过社会化变成超我，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责任的承担者，而为社会和道德所不容许的动机和欲念被排挤到无意识的深处。这些遭到了排挤而寻求着出路的欲念与社会禁令之间展开斗争，这就是弗洛伊德社会理论的基本点，社会文化的主要功能是压抑，文化全过程无非是人采用不同方法去压抑束缚人不能满足的欲望。
他对文明的进步结合了１８世纪启蒙学者的肯定与浪漫主义的否定这两种态度。文化并非人类永久的成就。文化乃是一段建立在地面之上的建筑，下面还有更大一块不可见的部分，人的原始的、黑暗的、野性的冲动在任何个人，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最终消失。因此他既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现存的文化与社会是少数执政者强加于多数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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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３９２
者身上的东西；又批评社会主义者“唯心主义地低估”人的本性，他认为建立社会所有制并不是解救人们使之摆脱灾难和相互敌视的好办法。因为无论何种所有制都不可能导致消灭自然的不平等现象、性的压抑和敌意性。文化既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又是痛苦的根源，但如果人类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这不是一个过分的代价。事实上，如果人类还有希望，这只是由于文化，通过压抑本能冲动，提供了使之升华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文化哲学的矛盾心态是资产阶级乐观主义已趋枯竭的真实表述，这正是其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决定性之所在。
虽然一些研究文化的学者批评他的原罪说，即把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视为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使人面对黑暗的生物的力量变得更加渺小，而认为绝大多数人性品质实为文化的产物，但弗洛伊德的文化理论对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仍有巨大的感召力。
弗洛伊德的社会思想，没有突破思辩的格式。他用自恋解释群体对异已者的敌意；他用“爱的联系”（即力比多关系）解释领袖与个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十分武断的。他把他的个体心理学推得越远，就越显得武断。他对社会学最具贡献的思想，恰恰是他的本能主义中直觉最少的部分和其理论中思辩最少的部分。
弗洛伊德的遗产仍具有启发性的价值。他向现代社会学贡献了两个重要观点，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心理分析的范畴。
第一个观点是与把精神生活视为远比意识为广阔的领域的新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它告诫我们在研究人时，不要太注重人们自己所说的话，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