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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去作判断。
这包含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使所有的人都纳入社会来有意识地确立社会公正。第二，确立公私两类物品的各自原则。个人物品是“可以分割的”
，每个人都可按照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原则来购买他所需要的货物或劳务。
社会物品“不能分割”
为个人占有的项目，那是一种公共服务——如国防、警察和消防、公园、水力资源、公路等等。这类货物和劳务不卖给消费者个人而且无需适应个人爱好。这些货物的质和量必须取决于一个唯一的因素即共同适用于一切人。社会物品因此要服从公共需求或政治需求，而不是服从个人需求。
在贝尔看来，诸如环境污染之类问题，是需要通过公共渠道以协作的方式来采取行动解决的。例如我们可以将空气污染的代价分摊给污染来源，以便强迫违犯者降低污染，或者可以花钱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同样地，铺设道路、规划城市、控制拥挤、组织保健、清除环境污染、资助教育——所有这一切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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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关心的事情。
“未来的主要社会学问题将是考验我们有无能力预见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影响并根据对目标的不同评价以不同的代价来确立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
①社会学模式要求各种规划要考虑全面的社会效果。经济学模式的规划至少有两个缺陷，其一是目标单一，目标几乎全是与当前问题有关，在运用效益和成本分析时，也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想去衡量多种的结果。第二是没有在技术程序和体制程序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换一种专门的说法是，没有在“技术”和“支援体系”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汽车、飞机、杀虫剂等都是技术这个名词的自然工程含义，支援体系是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或者更一般地说，是技术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伯纳姆（Ｊａｃｋ
Ｂｕｒｎｈａｍ）
曾以辛辣的方式指出，“当我们购买一辆汽车时，我们再不是购买汽车这个词的旧含义所表示的物品，我们是在购买一个三至五年的租借权来参加政府认可的私人运输系统，公路系统，交通安全系统，工业零件更换系统，昂贵的保险系统……”
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是以不同的代价比较可供选择的方式，并设计出更好的体系来为社会需要服务。这样，社会学模式就强调全面性“技术评价”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有关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决定不应当只是根据对发起者和用户直接有用与否。必须及时考虑到使用和推广新技术所必需付出的长期牺牲，必须及时考虑到往往远离生产地和应用地的社会与环境方面所承受的潜在的破坏性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３１６页。
②同上，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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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３２６
影响。
公司固然是经济化的机构，但贝尔强调，后工业社会要建立连续统一体的公司，其一端是经济化（在其中，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一心一意地变为实现生产和利润目标的工具）
，另一端是社会化（在其中，所有的工人都得到终身就业的保障，而使劳动力感到满意成了资源的主要消耗）。
公司正在变成谋求安全、正义和尊重的场所。公司必须承担社会学模式的义务。社会责任将在未来成为比今天更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人对职业的满足感；少数群体的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应重新考虑仅仅根据供求竞争的纯粹市场原则确定工资的方式，因为市场原则只反映了相对的稀缺性，但相对稀缺性并不等同于社会公正）
；对社区所负的责任；对环境所负的责任；以及道德问题。
贝尔认为，在他描绘的经济化和社会学化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注意力已经愈来愈转向后者。
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公司主要是“企业主”
（从法律上说就是股东）的工具还是一种自治的企业和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贝尔的回答是后者。他认为下列情况必须考虑：第一，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说法（私有财产说）纯属法律上的虚构。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股东就是一位企业主，因他提供了股本并担了风险。但今天公司资本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出售股本而筹集起来的。更大部分资本是靠公司自身的成功而自我筹措的。保留资本是大公司增加净资金的基础，而保留资本的增长是管理才能的产物。在今天股票所有权的模式下——特别随着共同基金、抚恤基金和信托基金的增长——股东们往往是“进进出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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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公司企业没有什么连续性的利益。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过程可能对管理部门是一种有用的戒律，也是对经济状况的一种衡量。但这样一来，它就成了某种形式的抵销力，而不是所有权。真正的企业主都是直接地并在心理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这种情况更适合于公司的雇员，而不是股东。换言之，公司可能是一个私人企业机构，但它并不真是一个私有财产机构。贝尔进而把现代公司企业比作现代的大学。如果以大学的模式看待公司企业的话，则所有权的谬论就更加明显。谁“拥有”哈佛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从法律上说是由监督人或受托人所组成的“公司”。
但从任何一种社会学含义上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大学是由其成员（职责和义务各不相同的行政机构、全体教职员、学生和校友）自行选择的、不断发展的企业单位，这些成员希望实现它的目标，适当照顾到组成该校的特殊团体的利益——也要兼顾使这所大学得以运转的更大团体的利益。公司也一样，它不仅仅为股东，也为工人和顾客工作，并要适当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
以上的讨论，使贝尔得出了其最大胆的结论之一：“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我们美国人正在脱离以私人企业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走向政治上以明确规定的‘目标’和‘重点’来作出最重大决策的社会。”
①在工业社会里，没有人集合起来“选举”市场经济，但现在却在进行选举了。这一转变的含义，贝尔认为意指朝着社会思潮的非资本主义方式，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３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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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５２６
而这是西方社会的长期历史发展趋势。
①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既有大胆的探索，也有轻率的结论，既富有启发，也颇多疑点。他的理论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他提倡一种有计划的、集权的合理化的和科层化的社会制度，他认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是要分析权力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他明显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但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作为阶级的基础，贝尔则认为，知识已代替财富而成为权力的主要源泉。批评者指出，贝尔只是证明了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那些拥有知识的人们的活动，却没有说明知识与权力究竟有什么关系。有知识的人的雇主对他们活动的影响远比他们自己要大得多。贝尔假设市场力量作为组织与变化的轴心终将消灭，这一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贝尔的兴趣集中在未来西方社会社会结构与政治影响的宏观研究上，却没有为行动者的分析留下余地。
他没有对人际关系的实质进行分析，尽管他也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规定为社会界，规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设想资本主义企业正在自动向服务于社会的模式（社会学模式）发展，日益忽视利润因素，这些观点是乌托邦式的。至于对是否有什么后工业社会，我们的社会是否已处于后工业社会等问题，心存疑虑的批评也不少。
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仍不失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他否认财产之为新社会的中枢原理，非议经济化，理由是生产更多的私人产品是以牺牲其它社会价值观为代价的。
①同上，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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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自由放任，因这导致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忽视和社会成本的增加。他把社会学模式视为更好的模式，表明了他对向被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