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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里没有动静，他已经走到门口，贴着门边朝里面张望，没有看到人。
“请你再好好想一想！你是在为一个日落西山的国家，和一个低劣的民族，为一个抛弃你的政府，白白送死！”
还是没有回音。
又等了一会儿，原田急躁起来，继续喊道：“你再也不能回去了，你的假意投降并没有作用，你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废人，只有跟我合作，你的生命才有价值！”
没有回答，一名日军忍不住了，端着步枪冲进房门，一声枪响过后，他的尸体倒着摔了出来。
原田真的愤怒了，他挥手让手下向书房里进攻，自己也忘记了这样近距离面对面枪战的危险，直冲高城藏身的那张书桌而去。
他怒吼着，已经忘记了要说中文，在最愤怒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只能是自己的母语。
“傻瓜！混蛋！无耻低贱的肮脏民族！你会死得轻如鸿毛，没人知道你的牺牲，没人在意你的死活，你将死为叛徒，任人唾弃，你愿意这样死吗？回答我，高城！”
回答他的只有子弹。
高城从书桌后面跳起来，擎着仅有的一支枪击倒了最前面的两名日军，然后众多枪口一齐击发，乱枪把他打得向后飞起，摔在那一丛早就摆好了的白玫瑰里。
巨大的轰鸣声过后，原田才冷静下来，命令停止射击。他走过去抓着高城问他同党究竟都有谁，但是高城已经没有了呼吸。一片玫瑰花瓣飘落下来，轻轻停在他的胸口，于是白玫瑰变成了红玫瑰。
原田坐在被打得剩下三条腿勉强支撑的椅子上，吩咐士兵彻底搜查，那幅赵孟黻的真迹说不定就藏在这间书房的什么地方。
一名士兵问他如何处理尸体，他狂躁的吼着要找到字，因为找到绝世真品就能平息上司的怒火，也可以抵消自己没有从高城身上挖出情报的过错。
蔡之章最宝贝的书架被砸得粉碎，脱落的墙皮后面露出隐蔽的保险箱。日军士兵们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不破坏箱子里东西的情况下，砸烂了金属门。
原田被请过去验看，那里果然躺着一幅卷轴，和高城献给自己的赝品一模一样，他狂喜着叫人立刻取出来辨别真伪，但那卷轴刚被挪动便露出后面连着墙体的一条金属线。
“不好！”原田来不及说完整这句今生最后的话。
卷轴上的金属线引爆了砌进墙体内部的炸药，整个小楼在巨响中四散纷飞。
看见爆炸的时候，袁朗正打算上前去像马小帅一样买通那个伪警让自己过去，但还没来得及说上话，烟雾火光便吸引了当街所有人的视线。
伪警们更加奋力的驱赶着看热闹的人群，袁朗被挤向远处。
一双手伸过来把他拉开，扭头看时，是那个每次见到都要让他发笑的许三多。
可是今天他笑不出来。
许三多摊开手掌，将小纸卷给他：“高营长叫我给你的，重要情报！”
袁朗走进吴哲的花店。太阳已经西斜，花店早早的上了门板，挂上东家有喜停业三天的牌子。
他坐在满屋满架的花丛里，展开高城留下的纸卷。上面只写了两个字：再见。
这不是什么重要情报，但是对于他来说，又非常重要。
他捏着那两个字，抬头望去，夕阳把金色的阳光射进他眼睛里，晃得他都要流泪了。
那天晚上在苏州河桥下，高城问他难道不担心自己出了上海会更危险，他回答说：“不是我不担心你的安危，因为我们迟早有一天都会死，都会死在自己的战场上。”
高城说：“那你告诉我真名呗，还有你是哪儿的人，家里都有谁，在哪儿参的军，以后要是再想找你，我得有点线索啊。”
袁朗说：“我的真名就叫袁朗，老家在西北。不过你要是跑到军统局去问，一定查不到我。”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你？”
“你就问白玫瑰。”
“不是野玫瑰吗？”
“本来是白玫瑰，后来大家叫顺口了，改不掉了。”
“你们上海站的人代号都这么娘们唧唧的？”
“当然不是，吴哲叫汉高祖呢。”
“齐桓呢？”
“杨贵妃。”
“你们站长呢？”
“白娘子。”
“……”
“好了，你不用来找我，我会去找你的，不管你到天涯海角，凭我们的鼻子和眼睛，总能找到你。”
袁朗又想起那天晚上分手时高城回头冲自己的一笑，现在他才明白缺了点什么，高城那时候没有说再见。
三个月后，一队日军趁着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便整装出发，经过租界岗哨，出示了证件和文书，正式进驻租界。
他们的步伐将租界内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人人不敢开门，只是从窗户里向外张望。
许三多推着三轮悄悄远离了日军将要经过的街道，上车远去。
史今正在教堂的院子里教一群孤儿们识字，伍六一进门后将纸条塞给他。
吴哲仍在花店忙碌，齐桓拉着棺材穿街过巷。
古玩店的密室内，铁路将一纸文书递给成才，对他说：“从今天起你正式成为军统上海站的特工，你的代号是胡杨。”
成才的领带上别着袁朗从高城手中接过的领带夹，他看过之后将文件还给铁路，铁路就着桌上的油灯将其烧毁。
袁朗穿着平时那身招牌似的白西装，站在街口，
（全文完）
番外＇八千里路云和月＇
我叫成才，但这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叫胡杨。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爹曾经是富甲一方的财主，本来我会在那里长大，到16岁家里会给我说门亲事，找个邻村财主家的女儿给我做媳妇，过门之后要是她生不出儿子，那就要娶个二房，我爹就有二房，但我不是二房生的，我娘在她四十岁那年有了我，作为小老婆的二房反而没能再给我爹添一儿半女。
后来我没能娶上媳妇，16岁那年家乡有一些人宣传什么无产主义闹暴动，搞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把我们家的田占了，房子也占了，我爹娘被揪出去任人唾骂捶打，有人在宣判大会上宣布他们的“十条罪状”，然后推到河边小树林里枪毙。
我就这样成了孤儿，也成了穷光蛋。
村里以前都怕我的孩子都敢欺负我了，我发现其实我竟然根本打不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曾经假装害怕我是因为我家是财主。
我成了流浪儿，只有许佃户家的小儿子许三多对我还和从前一样，还是冲着我笑，被我挥一挥拳头就吓得要逃，还会在我没饭吃的时候偷偷塞给我半个高粱饼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动不动就欺负笑话他的人那么好，他说我让他叫我成才哥，所以我是真正跟他亲的人。在他眼里，我可能永远都是成才哥，我头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虽然不信，但是又由不得不信。
据说后来闹暴动的红色军队被政府军给打跑了，于是富人们重新夺回威严和生杀大权，只是我没有看到这一天，17岁那年我和许三多离开家乡，随着大队的人流，盲目的漂泊到上海。
起因只是由于吃不饱，红色军队占领了村子可没过多久开始内乱，上面派下来一些领导人把很多参与搞暴动的元老们屠杀殆尽，残酷程度丝毫不逊于政府军对他们的围剿，于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青壮男人被杀了大半，田地无人耕种，又逢灾年，于是遍地饿殍，民不聊生，我和三呆子商量好要出去谋生，于是背着他爹，找了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深一脚浅一脚跑出了从未离开过的家乡。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去。
上海很大，大到让人觉得你永远走不出她的地盘，上海其实也很小，小到以我和三呆子口袋里那几个铜板，只能呆在棚户区深处最小最窄的房子里，挤在一张床板上勉强度日。
一开始我们找不到活儿干，只有在码头上做苦力，三呆子个头小，可很有力气，一天下来比我多挣一倍的钱，我是个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的，扛了两趟麻包肩膀就疼得要命，只好坐下来喘气，于是我挣的那点钱只够买一个馒头，三呆子买了两个馒头一定会分给我半个。
码头的活儿不是天天有，薪水少得可怜还要孝敬老大，青帮洪帮斧头帮，大大小小的帮会势力将偌大的上海瓜分成零散碎片，我们只有在这些碎片的缝隙里存活，举步维艰，有时只能饿肚子，喝凉水，看着邻居家里的炊烟闻着隔壁锅里的香气，躺在床上做白日梦。
我决心要赚钱，要出人头地。有一天路过租界的夜总会，看到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