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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看见了菲茨洛伊。他穿着一件破烂得不成样子的旧海军少将制服，看上去像《旧约》里的一个先知。他像着了魔一样走过人群，一只颤抖的手里高高挥舞着《圣经》，嘴角上还沾着一星唾沫，头发也凌乱不堪。他称爸爸是一个“亵渎者”。他说他后悔同意带“那个人”上船，并说他的忘恩负义“比毒蛇的牙齿还要狠毒”。他称他是“魔鬼自己的花衣魔笛手，将引领轻信的人们堕入地狱，万劫不复”。一度，他气急败坏地看着楼座上欢呼的人群宣布说：“但这一切都是错误的——那个人是个恶棍。”他继续这样骂着。但我几乎都没听清楚——除了他转头朝着我这边方向说的那一句。那句话是：“事实就是那样的，嗯，达尔文先生？”他把这句毫无意义的话重复了几遍。那怨毒单调的声音使我不寒而栗。
我忍不住看了一眼赫胥黎先生。他打量着整个场面，带着几分满意，像一个将军看到自己的部队击溃了敌军一样。当他看到菲茨洛伊船长时，顿时面白如蜡。他立即转身对一个年轻人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个年轻人挤过人群，走到菲茨洛伊船长面前。精疲力竭的船长这时已跌坐在座位上。年轻人一把将他扶起来，推着他走了下来，从一个侧门出去了——到底是出于恼怒还是友善，我没法说。
好一段时间船长的话都在我的耳里回响：“事实就是那样的，嗯，达尔文先生？”他是什么意思呢？我想，那句话可能会是因伤心和痛苦而神经错乱的胡言乱语。实际上，从他那苍白的面容和狂乱的样子来看，他的确太令人同情了——悲伤而不安宁。而且我得承认，他还带有威胁的味道。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觉得非找他谈谈并找出一个原因来不可！让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一个叠一个，我疯了似的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1865年4月15日
我的运气真不错！这周末胡克夫妇——基尤的植物学家约瑟夫和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到我们家来做客。弗朗西丝也是爸爸挚爱的老师、已经离去4年的亲爱的老亨斯洛的女儿。她最聪明了，提出了一个见到菲茨洛伊船长的办法。
我们到外面花园里去散步。天气出奇的暖和。我们互相推心置腹。她告诉我说，爸爸没有参加她父亲的葬礼，让她非常不高兴。她指出，小猎犬号上的床位是通过她父亲的努力才弄到的，而且爸爸那一箱箱著名的标本也是她父亲收的。我有责任给他找托词，当然都是围绕他的身体做文章。然后我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也非常奇怪，爸爸总是避免参加葬礼，连他自己父亲的葬礼也没有参加。我说那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接着，我又不自觉地列出了他的其他种种缺点。能把这些向人吐露出来，让人觉得好不轻松。
我没有讲我在做的调查或者我内心深处的怀疑，而只是说我需要和菲茨洛伊船长谈谈。她说会很麻烦，因为他最近从南肯辛顿搬到伦敦以南的上诺伍德去了。她提醒说，我是肯定不会被邀请到那里去的。但接着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确知现在在国家气象局工作的菲茨洛伊最近要与美国海军中的对应人物马修·莫里会面。我的拉斯舅舅肯定能搞到他们的日程安排，并能安排一次假装偶然相遇的见面。
我谢过她，并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下。她警告我说，她听说菲茨洛伊因悲伤和不幸已精神失常。她讲了一些他的不幸遭遇——实在是太多了。他的雄心壮志每每受到挫折。他在小猎犬号上进行的勘测工作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名望，于是转向了政治。他在达勒姆赢得了一个空缺位置，却与托利党的另一候选人卷入了一场恶意的对抗，最后在美尔大街他的俱乐部外面拉扯了起来。这一丑闻使他干起工作来很不顺心。于是，他接受了新西兰总督的职位，殊不知又陷入移民与当地毛利人激烈的土地纷争中。这事情证明了他的无能，于是被召回。经过艰苦的旅途劳顿，回国后他的妻子玛丽死了，留下4个没了娘的孩子。接着他的大女儿又死了。他的财产被一点点地销蚀一空。
看到他一贫如洗的处境，他的同事——“包括你自己的爸爸，”弗朗西丝说——设法让他进了皇家协会。协会又推荐他去贸易委员会，并任命他作天气统计员。这个职位没有什么迷人之处，但对爱好科学的人还是很有兴趣的。他又结了婚，并想尽量在新的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来。他把一种叫气压计的仪器视若宝贝，并尽量收集到各种观察资料——不仅仅为了记录已经发生的天气情况，而且还试图对未来的天气情况进行预测。他把它叫做“天气预报”，并认为这有利于保护海上的船只。但虽然开始时有一些成效，它却没有成功。他那些错误的预测遭到人们普遍的嘲笑——《泰晤士报》最近也停刊了他的“天气预报”栏目。
“你也应明白，他可不是你父亲的什么朋友，”弗朗西丝说。
“我知道，”我答道。“爸爸说他一直用塞内克斯那个名字在刊物上攻击他。他过去就熟悉了他的论点。”
“不可否认的是，他对宗教更加狂热了。他成了一个严格的《圣经》文字论者。我丈夫常说，命运的转变使得小猎犬号船变成了一个人信仰的摇篮和另一个人信仰的坟墓。”
弗朗西丝说，在所有打击和挫折中，对菲茨洛伊造成伤害最深的是关于艾伦…加德纳号的船员遭屠杀和杰米·巴顿本人被控领导了那次暴行的消息。我们于是开始讨论起那场令人震惊的事件。但这时花园里其他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所以我们没再谈下去。
1865年4月21日
我住在拉斯舅舅家里。看到我对爸爸的过去感兴趣，他觉得很有趣。他非常好，同意安排我一个星期后与菲茨洛伊见面，并答应这事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小秘密”。他也警告我说，菲茨洛伊正被他自己称之为的“蓝色恶魔”所困扰。
为了打发时间，我决定多了解一些关于火地岛大屠杀的事情。于是，我去拜访了威廉·帕克·斯诺。在菲茨洛伊把杰米·巴顿送回到那个蛮荒之地的22年后，这位船长又找到了他。那时，斯诺先生受雇于巴塔哥尼亚传教会。不过，他现在却成了它的主要对手。他以杰米在那次大屠杀中所犯的报复罪以及其他一些证据为由，欲将这个协会置之死地。
在哈利街二楼的办公室，他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侍候我坐下，并说与“达尔文教授的女儿”晤面是他的荣幸。我立即声明说我父亲绝不是什么教授，而只是一个业余的博物学者。他回答说：“要是所有的业余爱好者都能像他那样，我们就太幸运了。”
简短的寒暄后，我请他讲一下那次大屠杀的事。他皱了皱眉头，然后粗略地给我讲了些人们早已熟知的东西。
“杰米被送回到火地岛后，失踪了数年。我在1855年11月找到他。他的变化之大，令我非常吃惊。我们从狭窄的河道进入亚加沙加，看到一个小岛上有烟火。我升起舰旗。有两条独木舟驶过来，其中一只上有一个很胖的印第安人，没穿衣服，身上很脏。他站起来叫道：‘舷梯在什么地方？’我们把他拉上船，发现正是杰米·巴顿——真是难以置信。他似乎又完全回到了原始的状态，不过他还会讲英语。而且还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拒绝被叫做杰米，他说他想被叫做奥隆利科。我不明白那到底是怎样回事。
“让人觉得尴尬的是，他一点也不友好。他要衣服穿。于是我把自己的一条裤子和一件衬衣给了他。但他太胖了，穿不了。他想吃肉。但当我们把他带到甲板下面给他肉吃时，他又太激动了，吃不下去。我问他是否想到福克兰群岛的新传教所去，他断然拒绝了。我给了他一些礼物，包括一个音乐盒。他非常高兴。我于是叫他第二天再来拿一些。
“天亮时，有更多的小船围着我们。杰米和他的兄弟们，以及其他一些人来到船上。气氛显得很不好。我给了杰米很多礼物，他手里都拿不了。他们一遍遍地叫着‘雅莫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