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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收拾桌子的时候，能够听到她刷牙漱口的声音。我往洗涤槽里放水，洗起碟子来。她很快就过来帮忙，抓起一条洗涤巾，把网夹里的餐具擦得干干净净，而我却老劝她别动手。
“你独自一个人住在这里？”
“是的，父母故世后我一直一个人生活。”
“结过婚吗？如果不该问，你就直说。”
“没关系，我没结过婚。”
“没有女人在身边还能这么干，你真行呀！”
“熟能生巧嘛。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说吧。”
“你是哪里人？台湾人？”
“我会说各种话。在家里，我说洋泾浜美语，但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改正了过来。我也说蹩脚的法语，四五种中国方言，越南脏话，还能用泰国语叫喊‘我要见美国领事，快快，你！’”
我笑了。她说话的时候，嗓音很粗。
“我在这儿已经八年了。你猜得出我是哪里人了吗？”
“越南？”我试了一下。
“我来自西贡街头，真的，或称胡志明市，那是穿睡衣的头头给它改的名字。让他们的酒发臭，让他们的屁股扎满参差不齐的竹签吧。原谅我用了法语。”
她窘迫地低下了头。极其轻松愉快的谈话很快就变得十分令人难堪了，我感到她那内心的伤痕至少和我的一般深。我们两人于是避开了这个话题。
“我还以为你是日本人呢。”我说。
“是颇费猜测的吧？我总有一天会全都告诉你的。维克托，穿过那边房门是洗衣间吗？有洗衣机吗？”
“是的，有洗衣机。”
“如果我拿一大包衣服来洗，不会太麻烦吧？”
根本谈不上什么麻烦。她有七条褪色的牛仔裤，其中有几条的裤腿已经剪掉，外加二十四件Ｔ恤衫。若不是内衣饰边，简直都是男孩子的衣服。
我们走到后院，在夕阳的余辉下坐着，后来她又想参观我的花园。那个花园我倒总是十分引以自豪的。我身体健康的话，每天都要在那儿干上四五个小时，一年到头都是这样，一般是在上午。你在南加利福尼亚完全能够这样干。我有一小间自己盖的玻璃暖房。
尽管花园眼下的景色不是最美，但是她却十分喜欢。这个星期大多数时间我都躺在床上或者泡在浴池里，故而花园里的野草已向四处蔓延了。
“小时候，我们家也有一个花园，”她说，“我在稻田里还躺过两年。”
“那和这里一定是迥然不同的。”
“当然罗，害得我好几年都不想吃米饭。”
她发现了蚜虫的侵扰，所以我们蹲下身去剔除它们。她蹲的姿势是亚洲农民式的，前后左右都可自由活动。这种姿势我记得非常清楚，却怎么也学不会。她的手指纤长，指尖很快就被捏死的蚜虫染得碧绿碧绿的。
我们东拉西扯地闲聊着，我不记得话题是怎么转的，然而我把自己在朝鲜打仗的事情告诉了她。我也知道了她现年二十五岁，凑巧得很，我们两人的生日相同，因此再过几个月，我的岁数恰好是她的一倍。
只有当她说起喜欢烹调的时候，克鲁格的名字才重被提起。她在他的住宅里是无法烧饭煮菜的。
“他车库的冰箱里装满了冷冻餐，”她说，“他有一只碟子，一把叉子，一只调羹和一只玻璃杯。他的微波炉是市场上最好的货。就这些。他厨房里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她摇了摇头，又捏死一只蚜虫，“他是个古怪的花花公子。”
她洗完衣服的时候，已经暮色深沉，几乎一片漆黑了。她把衣服装在我的柳条篮里，我们随后提着篮子走向晒衣绳。这简直像做游戏一样，我每抖开一件T恤衫，总要思考一下上面的图案和字符。有时候我猜对了，有时候却猜错了。图案有摇滚乐队、洛杉矶地图、《星际旅行》上映的拍卖品……真是五花八门。
“什么是L５社会？”我问她。
“想在太空里建造那些了不起的大农场的人们。我问他们是否打算种稻子。他们说，零度的天气种稻子不够理想，所以我就买了那件Ｔ恤。”
“这种衣服你一共有多少？”
“呵，该有四五百件。一般穿上两三回就扔掉了。”
我拿起另一件汗衫，里面掉下一只胸罩。这种胸罩和我年轻时代的姑娘们用的不同。它薄得透明，但很实惠。
“喜欢吗，美国佬？”她的嗓音很粗，“你真该见见我的妹妹。”
我瞥了她一眼。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了下来。
“维克托，对不起，”她说，“你不必脸红。”她从我手中接过胸罩，夹在晒衣绳上。
她一定对我的神色有了误解。不错，我有点窘，但奇怪的是我也暗自高兴。长期以来，人们只叫我维克托或者埃帕菲尔先生。
第二天的邮件里有一封芝加哥某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信件，谈的就是那笔七十万美元的款子。信上说，钱是由１９３３年建立的特拉华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给我养老的，而且我的父母也是该公司的发起人。某些长期投资的票据业已到期，所以我可以说是发了一笔意外的大财。可我银行里现在的存款还付不起这笔大财应交的税呢！
乍看起来，这真是可笑。我父母根本就没有什么股份，我也根本不想发那个财。如果我能够发现克鲁格是偷了谁的，我会原封不动地如数奉还。
我决定，明年这个时候如果我还没进监牢，一定把这笔钱全部用于慈善事业。也许去拯救鲸鱼，或者支持L５社会。
上午在花园里忙碌了一阵，又到菜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牛肉末和猪肉末。我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可折合的网篮里，提着它高高兴兴地回家。当我在那辆银色弗拉里轿车前面走过的时候，我还笑了笑。
她没有过来取衣服。我从晒衣绳上一件件收下，折好，然后去敲克鲁格的大门。
“是我，维克托。”
“美国佬，请进。”
她还呆在老地方，但这一次衣冠整齐。她对我微微一笑。当她看到放着衣服的篮子，就拍了一下额头，赶忙上前接了过去。
“对不起，维克托。我只想——”
“放心吧，”我说，“不费事。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来问你一声，愿不愿意再和我共进晚餐。”
她的脸色有些细微的变化，但是很快就被掩饰了过去。也许她并不像嘴上说的那么喜欢“美国”食品，也许问题出在烹调上。
“当然，维克托，我太乐意了。让我来动手吧。你为什么不撩开窗帘？这里简直像个坟墓。”
她匆匆地走开了。我望了望她用的电脑，荧屏上几乎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单词：做爱—P。我估计是个打字错误。
我拉开窗帘，正巧看见奥斯本的汽车停在路边。丽莎回来时，已穿了一件新的T恤，上面印着《霍比特人的变化》，还画着一个矮胖的、脚上长满毛的人。她向窗外望去，正好瞧见奥斯本走上过道。
“呵，好一个华生，”她说，“警察局的。务必请他进来。”
她的口气不甚友好。奥斯本进屋的时候，对我射来怀疑的目光。我忍俊不禁。丽莎坐在钢琴凳上，脸上不露一丝表情。她无精打采地歪着身体，一只胳膊搁在键盘旁。
“我说埃帕菲尔，”奥斯本开始说，“我们终于弄清了克鲁格是何许人也。”
“帕特里克·威廉·加文。”丽莎立即接口说。
奥斯本听了目瞪口呆，好一阵之后才闭上了嘴。但是他随即又把它张开了。
“你究竟是怎么发现的呢？”
她懒洋洋地抚弄着身旁的键盘。
“这个名字今天上午传到你办公室的时候，我当然也听到了。在你的电脑里藏有一个小小密探程序，你的电脑每次提起克鲁格的名字，它就会给我通风报信，可我不需要通风报信。我五天前就知道他的真姓大名了。”
“那为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并没有问过我呀！”
他们怒目对视了一阵子。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他们之间不存在一丝好感。丽莎此刻占着上风，看来正沾沾自喜呢。她随后朝荧屏瞥一眼，露出惊讶的神色，迅速按了一个键钮，荧屏上的字符立即消失。她向我投来令人费解的目光，然后又把脸转向奥斯本。
“请回忆一下，你请我来是因为你自己的人摆弄这机器只能听到一片撞击声。我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系统的电脑损坏，简直像得了紧张症。机器大部分不能运转，而你的人又束手无策。”她忍不住咧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