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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岛上享受着高薪优酬，与有着相同抱负的人们在一起，所研究、从事的项目又让人非常着迷。我一来到这里，研究所就同意我自由支配时间进行我的研究工作。我与这里的一个海洋生物学家交往甚密，受其影响，使我对海洋头足类动物也感兴趣起来了。我在实验室里研制一种人造章鱼，它们作为盖伊教授那个实验机器的最终模型，将被放在这个岛上自由活动，开始它们奇特的“生活”。
这些章鱼有着敏锐的视力、敏感的听力和触觉，而它们潜在的“智力”超过了任何真正的人类，当它们行动起来时，其天生的学习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它们小的时候，受到了防止突变的保护，它们学习语言的方式与人类的小孩子很相似，也是通过听别人说话而学会说话的，所不同的是，它们学习的速度比人类幼儿快得多。卢西姆为此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他将这种做法称为语言污染。但是我们需要有一种与它们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也许它们也能像学习其他事情一样能够学会和我们沟通。一旦它们有了流利的语言表达能力，它们就能应付周围的环境，而进化特异性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可以让它们自由选择，我们要做的只是定期对它们进行观察而已。
把人造生命做成蜘蛛的形象是我的主意。盖伊教授是想让它们以一种与人类相差较远的形式出现，使得它们一开始就朝着特异性的方向发展，所以他对我的主意非常赞赏。当然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造蜘蛛，它们除了体型巨大之外，还有许多不同之处。我们制造它们另有目的，而不是让它们去抓虫子。
这样的人造蜘蛛一共有６只，它们腰齐的地方有８条尖细的腿，４只眼睛安在身体的前部，大脑是它前部身体的主要部分，在那里面，进化加速的定时炸弹嘀嗒嘀嗒地走着，两对基于红外线光和紫外线光原理的眼睛观察着周围的世界。一对须肢的下面是触须，那里本应该是嘴所在的地方，如果它们需要嘴的话。它们是机器人工程学和传感信息处理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杰作，但是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不能和我那个日日夜夜忠实地为我在阳台上巡逻的猫咪相比拟。
在它们进入自由生活的第二天，我从我居住的平房走到实验室去，呼吸着太平洋上吹来的海风气息，想着我的章鱼，突然看见有个人在跑，后面追着一群东西。我迟疑了片刻，然后跟在它们后面追去，从岛上的这个主要的建筑物跑向一条死路。我认出在前面跑着的人是那个海洋生物学家，当我追上他时，他正准备爬上道路尽头的一堵墙，而下面的那个东西抬头看着他说，“我想你逃不掉的。”
“喂，３号，”我喘过气来后说道，“想干什么？”
３号在地上磨蹭着脚，看着我。
“哦，你好，”它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也许你能解释。”
前面逃跑的那个人（我不想提他的名字）从墙上滑溜下来，趴在地上呜咽开了，用流着血的手指捂着脸。他得离开这个岛，用飞机将他送到澳大利亚的医院去，永远别再回到这里。我真的为他感到难受，但是我仍不认为这是我的错，毕竟，没有多少人会将蜘蛛恐怖症当回事的。
另外还有几个人也对这６只巨型蜘蛛在岛上自由活动的做法产生了疑虑，不过很快他们也就习惯了。这几只蜘蛛并不打扰人。它们通常只是坐在阳光下，为它们的电池充电．或者互相之间讨论着什么。开始的时候，它们是用英语交谈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它们谈话的速度变得非常快，只听得叽里咕噜的声音。我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了。但是当我将它们的谈话录下来，再用慢速放出来时，发现这些声音的频率变化似乎很有规律。盖伊教授非常高兴，在那一刻似乎一改平常的冷静态度。新语言的出现是进化过程开始最早可观察到的征兆。
当它们与我们交流的时候，继续用人类的语言，但是似乎非常勉强。盖伊教授夜以继日全神贯注地对它们进行观察，试图破解它们新语言的奥秘，但是没有明显的进展。
这些人造生命提出要求，要有它们自己的实验室，并给它们配备技术员。我不时地到它们那里看看，但是从来也搞不明白它们到底在做些什么。它们得到了大量的设备仪器，它们日夜地忙着，它们的花费相当昂贵。以往到财政年度快结束时，我们的预算都用不完，但是那一年却不同，研究所的财务部门通知我们说，全部的预算都已分派拨完，这些人造智能家伙将研究所闲散的资金财力都充分利用起来了。
本来我与这个研究项目一直关系不大，我只是把它当做能来到格罗夫岛的一个借口罢了。但是现在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开始有点忧虑，但却不知道自己担心的是什么。我又去参观了它们的实验室。我问了一些问题，它们的回答我不太明白。我试图与３号建立起友好关系，获得它的信任。３号似乎比其他几只蜘蛛更能容忍人类，其他的与人类有些格格不入，可能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人们对它们无理性恐惧反应的体验所致。即使３号比较能够容忍我，它还是常常叫我少管闲事，于是我只得唯它之命是从，走开了事。
我曾一度不再管这事，但是几个星期后，我跟随３号又到了实验室。当我们进门后，实验室里的技术员试图偷偷溜掉，３号绊倒了他，紧紧地抓住了他，把他压在地板上动弹不了，然后将门锁好。那个技术员的头发都已被剃光，我努力想记起他的名字，但是想不起来。３号抓着他，而他毫不挣扎，眼中露出悲切的神情，抬头看着我。
３号对我说：“也许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人。”
“哦，你们对他做了什么？”
“只是一些生理行为的研究，有关文献在这一方面是有许多空白。”
“你不会说你们是在拿实验室里的技术员做实验D29”
“不相信吗？我想他就是派这个用场的。”
“现在你们正在对他做着什么实验吗？”
“不，没有。”
“那你是不是能够放开他？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哦，他已经快不行了。我想办法给你们弄一个新的来。”
我对着３号做出笑容来，以强调我的话是诚心诚意的。３号欣然同意，放开了他。我打开了门，他赶快飞逃出门。
那天晚上我们试图问那个技术员一些问题，但是他一直不开口。岛上流言开始飞传，本来要讨论与研究项目有关的会议，却不得不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来澄清有关问题。夜深了，暴风雨袭击了小岛，岛上的棕榈树被刮得七倒八歪。多数人都认为要投票决定暂时中止这个研究项目，将这些在外面自由活动的实验性的人造生命关闭掉。盖伊教授神情悲哀地看着他的同事们。
“这些人造生命已经进化了，它们有着自己的道德规范，”他告诉我们，“它们对活体解剖提出了异议，它们认为应该避免使用这种带有侵害性和破坏性的技术。我可以肯定，那个年轻技术员没有受到过什么残酷的对待。也许他的紧张只是出于缺乏理解。”
从他环视周围的样子看来，我知道他的真正意思是让我们大家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是否也缺乏理解。
“为了向大家展示我的信心，”他继续说道，“我将自己去做这个试验对象，而你们，”他转向我们，“你们则继续观察，然后将你们的观察结果告诉这些善良的人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恐惧纯粹是出于想象。”
还有，我想，它们没有“关闭”开关，它们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大家勉强接受了教授的提议。那个技术员得到了一大笔赔偿金，被海船送回了家。研究所的工作又恢复了正常，但是却潜伏着不安。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盖伊教授每天工作１６个小时，将他自己的大脑与一系列的仪器联在一起，准备去完成那个日益难以理解的任务。盖伊教授真有奉献精神，但这还不够，３号告诉我，它们想要更多的受试者，在下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后，我便开始征求自愿者。不出我所料，没有一个人出来应征。相反，大家一致提出中止这个研究项目。当我不得不暗示这些人造生命是无法“关闭”的时候，大家很难接受这一点。一个行动委员会建立起来了，我也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