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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哪家客栈备有好酒好菜，我们到那里再好好聊吧，这头驴子就暂时留在这里。”
李绩带着辛谠和李延枢走在黄昏的热闹街道。坊内的道路是采南北纵横的棋盘式设计，位于中心交叉位置的叫做十字街，路幅有五丈（唐代的一太约三点一公尺）其他一些垂直交纵的狭窄巷弄，在长安城里总共有数万条之多，实在是多不胜数。
而对十字街正好有一间客栈，是栋颇具规模的二楼建筑。李绩一行三人被带往一楼后面的位置。脸颊红润的中年掌柜看到李绩，笑容可掬地趋前打招呼。
“欢迎欢迎，今天有河东运来的‘干和蒲桃’呢。”
“这个不错，送上来吧。”
所谓的“干和蒲桃”指的是完全不加一滴水的纯白葡萄酒。李绩另外还点了五、六盘的小菜，盛情款待今天刚认识的两位新朋友。
扬州其实也算是繁华的大城市。往来国外的大船以及长江、运河的船只都以扬州为停靠的港口，而且也住了许多外国人。不过，旅居扬州的外国人多半是来自新罗或日本等国的东方人，并不会令人感到特殊的异国气氛。但是崇仁坊这家客栈可不同，里面的酒客甚至是店小二，大约有三成是毛发、眼睛都和汉人不同的异族。或许这就是长安的特色吧，不管是日常用品、家具装饰都带有西域的气息，随处可闻的弦乐器也让人联想到遥远的异国情调。
李延枢指着辛谠，重新作了一番自我介绍。
“我虽然是个无名小卒，不过这位辛兄可是宰相的孙子呢。”
辛谠的手在脸的前面挥了挥。
“祖父是祖父，我只是平凡的布衣罢了。”
所谓的布衣，指的就是平民。辛谠系出名门之后，他的祖父辛云京曾在代宗皇帝时期担任宰相，以忠义武勇为人所称道。不过，辛谠却宁愿选择离乡背井，到长江下游的都市定居，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生性好打不平，仗义行侠，压根就没想过要在朝廷里谋个一官半职。除了祖父留下的遗产足够他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之外，辛谠本身也懂得生财之道。年届三十一岁的他，尽管没有任何官街，但在扬州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富豪。只不过到了长安，只能算是个单纯的旅人。
“喔，原来兄台是辛宰相的御孙啊？”
李绩非常欣喜，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年纪二十七，在长安出生长大，早年丧父，由母亲一手带大。不久之前参加过坊州所举行的地方武艺大会，经过往返十天的旅程，最近才刚回到长安。
最后自我介绍的是李延枢。李延枢也算是个读书人，属于知识份子的阶级，不过远不到参加科举或是在朝为官的程序，只能在家乡开私塾教小孩读经识字、或是担任有教人家的家庭老师、替目不识丁的百姓代写书信、处理衙门的文书之类的工作。但愿话说回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小说，就是出自乡下秀才的手笔。只不过李延枢的出生早了五百年，这一年他才二十九岁。
“这么说来，小弟是年纪最小的，还要仰仗两位大哥多多照顾。”
李绩说话的当儿，店小二陆续把干和蒲桃、牛肉和河鱼料理端上桌。在李绩的要求下，辛谠也说出了他千里迢迢从扬州来到长安的原因。
“在扬州，我认识了一位叫圆仁的外国和尚，他告诉我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Ⅳ
圆仁是日本来的和尚，在四十五岁那年，也就是文宗皇帝开成三年（西历八三八年）随着遣唐使的船只渡海到中国学习佛法。当时的日本认为唐朝是佛教的中心，圆仁为了学习佛教的真髓，才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渡海求佛法。七月二日那天，他在长江河口附近上岸后先滞留在扬州，等待文宗皇帝颁发的入境许可证明，一等就是半年的时间，他和辛谠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的。其实辛谠对佛法并不热衷，但是圆仁远从异国来唐求法的精神却令他甚为感动，所以在生活起居上提供不少支援。
其后，圆仁还到过五台山的佛教圣地修行，于开成五年八月抵达大唐的京城长安。未料二年后，就遇上历史上有名的“会昌废佛”风潮。
在中华文长久的历史中，经常发生这类的悲惨事件。在位高权重者的煽动下，少数派遭到诬陷迫害，难以数计的文化宝藏被无情摧残，“会昌废佛”就是非常有名的例子之一。
会昌二年（西历八四二年）十月，二十八岁的武宗皇帝颁布敕令，强迫国内的僧尼还俗。翌年，大权在握的宦官仇士良去世。仇士良生前为了贡因自己的势力，暗中进行各种阴谋勾当，包括谋害皇族二名、后妃一名、宰相四名。但是这位横暴恶名昭彰的恶徒，惟独对佛教崇拜有加，对外国来的僧众更是礼遇，所以仇士良的死对外来和尚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
仇士良死后，他的遗族和随从遭到逮捕处刑，万贯的家产也被没收充公。所谓“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长安城百姓对仇家的下场莫不拍手叫好。只是，长安城并没有因仇士良的死而回复平静，反而连番发生严惩的祝融肆虐，其中，六月一场大火更造成了四千户民家烧毁的巨大损失。
会昌四年（西历八四四年），武宗正式下令“朕痛恶佛法，下令烧光天下所有的佛书、坏毁天下所有的佛寺。”到了这时期，“会昌废佛”的运动正式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这场浩劫中，大唐帝国境内被捣毁的大寺庙有四千六百座、小寺庙四万座、强制还俗的僧尼有二十六万人，拒绝还俗者一律处死，寺院的土地和财产全数遭到没收，情况级为惨烈。
唐朝的朝廷向来以信奉道教为主，但是对其他宗教多半采取宽容怀柔的政策，长安因此成为汇集百教的大城市。既然如此，为何年轻的武宗会下达如此严酷的废佛敕令？据说，废佛事件是一位叫赵归真的道士在幕后主导，他怂恿武宗宣布废佛令。但话又说回来，此时的佛教的确早已百病丛生，弊端连连。寺庙不仅拒绝向政府纳税，还向信众们收取布施、收购土地、囤积财富，不少出家僧众沉溺酒肉女色。武宗之所以强制没收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一来既可充实国库，二来也可借此废佛运动，整肃堕落的佛教界。
但若以励精图治的角度来说，武宗的手段未免失之极端严苛，不仅铲除异已，甚至连中立派，或是批评者也遭到诛连的命运。“十八史略”中描述武宗的为人“豪迈果断”，是位充满英雄霸气的年轻皇帝，只是一旦失去分寸，容易流于刚愎自用，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废佛风潮造成长安城暴徒横行、寺院遭无情摧毁，佛经被焚烧、宝物被掠夺、僧尼死伤更是无数。焚烧寺院的火舌经常波及到附近的民宅，这也是长安城在这段时间，接连不断发生大火灾的肇因。“即使是处国的僧尼也不能例外，一律令其还欲，违者处死”，就是这道敕令，圆仁被迫离开长安，回到祖国日本。
圆仁选择回国，并不表示他是个胆小懦弱之辈。因为一个胆小的人不会远渡万里波涛，到陌生的国度求法苦行。圆仁之所以下这样的决定，无非只是想把学成的佛法平安地送回日本。对他而言，即使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把贵重的佛经安全地送回自己的国家。就是这股强烈的使命感和自信，让圆仁下定决心回归故土。
为了安全起见，圆仁蓄了长发，换穿俗人的服装，把贵重的佛经压在行李的最底层。这些佛经一旦被官差查获，别说多年潜心研究的佛法付之一炬，连圆仁的小命恐怕都保不住。
圆仁的亡命过程，多专两位可靠的友人相助才得以顺利回国。其中之一是叫李元佐的新罗人。大唐帝国的施政向来是惟才是用，对于有才能的外国人，也会和本国人一样予以重用。李元佐就在这样的政策下被朝廷封为上柱国和银青光禄大夫这样的官衔。李元佐本来就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对圆仁的求法精神更是打从心里感到佩服。另外一位叫杨敏之，同样也是在朝为官。这两个人甘冒危险，为同样来自国外的圆仁奔走，筹措通行证，给地方有力人士写推荐函，甚至还帮他出旅费。圆仁就是在他们的热情援助下，才得以顺利离开长安，此年正是武宗皇帝会昌五年（西历八四五年）五月十五日。
圆仁出发时只带了五名随从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