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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是，”米哈伊尔说，“现场指挥的工程师报告说现场出现了严重的崩漏现象，可是，三个星期后锡兰总理就要为工厂开工剪彩，莫斯科方面如果听到工厂无法开工的消息肯定会感到恼火。”
我迅速地回顾了一下合同中的惩罚条款。这项目似乎是包含在内，因为客户已经签署了接收合同，这就意味着承认我们的工作符合规格。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证明是我方的疏忽的话，虽然可以免去受法律起诉，但这仍然会造成极大的商业损失。对个人的影响会更严重，因为我曾经担任“亭可深海公司”的技术总监。
请不要叫我潜水员，我讨厌这名字。我是个深海工程师，我使用潜水设备就像飞行员使用降落伞一样。我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用电视和远距离遥控的机器人来完成。当我确实要亲自入海时，我便乘坐一个有外部操纵器的微型潜水艇。因为它有像龙虾一样的钳子，所以我们叫它“龙虾”。按标准设计模式来说，它一般可以在５０００英里深的地方作业，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在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处作业。如果粗略地估计一下，你每下降１英尺便会花去１美元，再乘以１０００美元／小时，这便是用它工作所花费的成本。
我听见米哈伊尔说，一架喷气式飞机在苏黎士等我，可是我怎么能在两小时之内到达机场呢？不管怎么说我明白，俄国人是在谈正事。
“你想，”我说，“我不能不带设备徒手操作——即使就是检查一下，也必须配备几吨重的设备。除此之外，我的工具都留在斯佩齐亚。”
“我明白，”米哈伊尔无情地回答，“我们将准备另一架喷气机。一旦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时，马上从锡兰发个电报来，十二小时之内为你送到现场。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其他人有关此事的任何情况。我们希望这个秘密不会被泄露给第三者。”
我同意了，因为这也是我的麻烦。当我离开办公室时，米哈伊尔指着墙上的日历说“三周”。然后把他的手指卡住喉咙。我知道他并非是指他自己的脖子。
两小时后我飞越阿尔卑斯山，通过无线电给我的家人道别，心中同时在问自己，为什么不像其他明智的瑞士人一样，成为一个银行家或进入手表业。这完全是皮卡尔和汉内斯·凯勤的过错，我恼火地告诉自己。为什么他们要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偏偏选中瑞士来开创深海作业的业务？接着，一想到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会很少有时间睡觉，于是我设法睡了一觉。
我们在拂晓时分降落在亭可马里。这个巨大而地形复杂的海湾，像迷宫一般，布满了海角、岛屿、交叉的水路，以及大到可以容纳全世界所有海军的水坞，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过。当我俯视印度洋时，可以在临海的陆地处看见一座白色的指挥大楼，光华耀眼。它的选址纯粹是为了宣传——当然幸亏我不是俄国人，要不我会称它“公共关系处”。
我并非真的想责备我的客户，俄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此骄傲，他们曾信心勃勃开始试验并最终地控制了海洋的热能。这次并非第一次进行这种实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法国科学家乔治·克洛德曾经试过，但失败了。５０年代在非洲西海岸进行了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实验。
所有这些项目依赖于同样的令人吃惊的事实：即使在热带，海面以下一海里的水温都接近于零度。上亿吨的水中如果存在水温差异，那就说明水中会产生巨大的能量——这对于来自能源欠缺的国家的工程师来说是个绝好的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洛德和他的后来者们用低压蒸汽机来提取能量，而俄国人则用更简单也更直接的方式来做。人们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了解到，如果物体的一端是热的，而另一端是冷的，那么就有电流通过这个物体。直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俄国科学家才开始效力于将热电效应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但他们设计出的最早的装置并不十分有效——尽管他们利用煤油灯发出的热启动了成千上万的收音机。到了１９７４年，他们有了一个巨大的突破，具体情况到今仍未完全揭秘。我曾将能源片安在系统的冷端，但我并未亲眼见到这些设备；它们完全被防腐漆覆盖着。我所知道的是，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栅栏，就像把许多过时的蒸汽散热器焊在一起的筛状物一样。
在亭可机场迎接我的一小群人中，我认识大多数面孔；有朋友也有敌人，他们仿佛都很高兴看到我——特别是夏皮罗总工程师。
“你好，勒夫。”当我们开着旅行车离开机场时，我说，“哪儿有毛病了？”
“我们不知道。”他很坦率地说，“这是你的事儿——找到它们，然后再安装好。”
“好吧，那出了什么事？”
“在全速运转实验中，每一部分都运转良好。”他回答说，“到星期二的凌晨１时３４分，发电量只达到估计量的百分之五。”他做了个鬼脸。很明显，他心中铭刻着那一时刻，“接着电压开始剧烈地波动，我们切断了电路载荷，然后观察测量仪。我想一定是哪个愚蠢的船只钩住了电缆——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尽力避免这类事故的发生——我们只好打开探照灯在海上四处搜寻。到处不见一只船影。那么，谁会在一个晴朗平静的夜晚，力图在港口外停泊呢？”
“除了观测数据和做实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到办公室后，我会给你看所有的记录。四分钟后，电路全部打开，我们能准确地发现哪儿短路了，自然毛病就出在最深的海底，在那个栅栏那儿。就是在那儿，而不是在系统的这一端。”他阴郁指着窗外的景色，又补了一句。
我们驱车途经“太阳能源地”——相当于老式热力机的锅炉。这个设计思想是俄国人从以色列人那里借来的。设计极简单：一个浅浅的湖，底部全刷黑了，里面装着浓缩的咸水。这个储热器功效较高，太阳的辐射使液体温度高达华氏２００°。热电系统的“热”栅栏一端便浸在池中。许多电缆将它们同我负责安装的那个在深海处的冷端能源片相连，“冷端”正巧位于进入亭可港的，３００英尺深，水温低于海面５００的水下峡谷中。
“你检查过地震活动了吗？”我并不抱多少希望地问。
“当然做了。在地震仪上投显示出什么。”
“想没想到过鲸鱼？我提醒过你它们有可能来找麻烦。”
一年多以前，当我们把主要的导线伸进海中时，我告诉工程师们，在南美某地，海面以下半里的地方，曾有过一只溺水的巨头鲸绞在海底电报电缆上的事情，就我们所知，差不多有一打类似的事情发生——不过，这一次看来并非是鲸鱼之过。
“那是我们考虑到的第二种情况，”夏皮罗回答道，“我们去过渔政部、海军和空军基地，海岸边没有一只鲸鱼。”
我听到此时有人说到“阴谋”这个词，这令我不舒服，我不想再推理了。像所有瑞士人一样，我有语言天赋，我也懂一些俄语。根本不需要做个多么高明的语言学家就能听明白“阴谋”这个词的意思。
这是季米特里·卡尔普欣说出来的，他是这个工程的政治顾问。我不喜欢他。那些工程师也很讨厌他，经常有点过分地羞辱他。卡尔普欣是极保守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从斯大林的阴影中走出来。他对苏联以外的所有事情都表示怀疑，而对他们国内的情况也时刻警惕。他最喜欢用“阴谋活动”这个词来解释一切。
当然了，如果亭可能源工程失败了的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会为此伤心的。从政治上讲，这涉及苏联的威望；至于经济方面，工程关系到上亿的资金。如果水热工厂获得成功，热能就会同石油、煤、水能、特别是同原子能相匹敌，产生极大的效益。
然而我并不真正相信有阴谋活动，毕竟冷战结束了。有可能某人起了愚蠢的念头想拿走一个栅栏，但这又似乎不太可行。我可以用我的指头数出全世界能处理这个问题的人的数目——他们中有一半都在我手下干活。
当天晚上，水下电视摄像机就运来了。整整一夜，我们都忙于调节照相机、监测器，以及将一条一英里长的同轴电缆固定在一艘汽艇上。当我们驶出港口时，我想我是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防波堤上，但是他离我太远以致我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