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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可是，也许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由于石铮等人的横空出世，同盟会成了一个没有枪杆子的中国第一大党。解放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官，大部分毕业于汉口军校，石铮在军中的权威更加无人能及，就算是被同盟会勉强划出去的四、五野战军，在共和党将领眼中，这两支由北洋降军混编而成的部队充其量只能算是比地方卫戍部队强一些的“准野战军”。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原本利国利民的军政分立案反而变成了共和党进一步控制军队的威胁。同盟会以及主要由同盟会员组成的临时参议院中，反对呼声日益高涨。
孙中山对此看得一清二楚，深感若不采取有力行动，不但军政分立难以推行，国家的内政外交均要受到党争影响，在一次与陆少阳的恳谈中，孙中山愤言道：“同盟会的会员不听总理的话，还要我这个总理干什么？在我看来，同盟会也好，共和党也好，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的政治团体就可以主政。”
陆少阳也诚恳道：“我共和党人对先生的革命品格没有丝毫怀疑，和同盟会的合作也是真诚的。不过恕我直言，同盟会中龙蛇混杂，许多事情不是依靠党内民主机制就能解决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确立领袖权威。”孙中山沉思良久，长叹道：“看来，同盟会是非改组不可了。”
半月后，孙中山在北京召集各省同盟会负责人53人，讨论改组问题。共和党主席陆少阳应邀参加。孙中山在会上重申了与中国共和党精诚合作，共建新中国的总方针。经研究决定，同盟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少阳被孙中山指定参加由宋教仁、胡汉民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起草同盟会改组方案并草拟国民党党纲和党章草案。
1914年1月18日，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致国民党员书”的党内通信，信中痛心地指出了当前党内出现的分歧及严重后果。他说，共和革命以来，虽屡经失败，然“失败之惨烈、不及党争之严酷”。他在信中提出了今后的对策方针，并作了自我批评：“党内纪律松弛，以致泥沙俱下，内乱将起，党争不除，国无宁日”。决意彻底改组国民党，严肃党纪。提出：“训政期间，党国一体。国家行政命令等同党的最高决议，凡我国民党员必须遵从执行，有异议者以叛党论处。”
此文立刻遭到了黄兴的坚决反对，黄兴认为，临时总统相对于民选总统来说，拥有的权力太大，所谓“党国一体。国家行政命令等同党的最高决议”，就是将拥有极大特权的临时总统凌驾于党的民主决议之上，这是变相的独裁。
但孙中山决心已下，立场毫不动摇，于是国民党两大巨头便在会场上发生了公开争执。与会众人慑于领袖权威，大多默不作声。黄兴一气之下，竟然拂袖而去。
天津港码头上，孙黄两人依依惜别。孙中山面容憔悴，苍凉道：“同盟会成立以来，不论局势如何艰危，你我都是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如今革命成功了，孙文却留不住你了。”黄兴目视远方，沙哑道：“先生的做法黄兴不能赞成，但是黄兴从来没有怀疑过先生的人品。这些日子我思前想后，国民党可以没有黄兴，但是不能没有先生。我如果留在国内，难免要为小人利用，使我党走向内部分裂。黄兴——不得不走！”
巨轮缓缓离开码头，渐行渐远，终于消逝在水天交际之间。孙中山依然如岩石般凝立着，直到日落西山。
国民党内威望资历足以与孙中山比较的，只有黄兴与宋教仁两人。黄兴出走海外，为的是避免党内分裂。可惜事与愿违，孙中山虽然可以利用其个人威信暂时压制住党内的反对派，但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并非两党巨头的争斗，而是两大政治利益集团的矛盾。
事实上，孙中山坚定不移地走亲共路线，已经触动了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利益，军政分立更加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本来黄兴是替代孙中山的最佳人选，可是黄兴走了；宋教仁也是一个理想人选，可是宋教仁是孙中山亲共路线的忠实追随者。于是——
1914年3月20日晚10时，上海。临时参议院议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宋教仁出现在沪宁火车站上，即将搭乘火车返回北京。黄兴出走后，身为国民党三大巨头之一以及孙中山的坚定拥护者，此刻的宋教仁已是国民党内外公认的总理接班人了。
这次宋教仁是奉孙中山之命南下，视察各地军政分立的推进情况。初到江南之时，就收到了一本附着匿名信的空白支票，信中称此票可以自由签发，绝不退票。宋教仁自然明白支票主人们的用意，只要他改变立场，不仅可以得到巨额金钱，还能得到反对派的全力支持，甚至有希望直接取代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这本支票只不过是颗小小的探路石。宋教仁作为一名矢志不移的革命家，自然不会为其所动，当着众人就把支票销毁了。
在其后的视察中，宋教仁铁面无私地执行中央政令。所到之处，对不遵党纪的地方大员毫不留情，以总统特派员和中执委的党政双重身份，临机处置了十多起省府与督府之争。此刻已是回京复命的时候了。
车站上有专供贵宾使用的接待室，宋教仁和送行的人们在室内稍作休息后。10点40分，吴仲华来请宋教仁上车。吴仲华引路，依次行进的是拓鲁生、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人，鱼贯走到入口的剪票处。当宋教仁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时，一声枪响传来。
几乎在枪响的同时，宋教仁用手捂着腰间，身体摇摇欲坠，大声叫道：“我中枪了，有刺客！”众人闻言大惊，一下子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宋教仁身上。却不知远处有一个穿着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已经从人群中挤出，不顾一切地夺路狂奔了。
枪响前的一刻，另一批送行人员于右任等人正匆匆赶近月台，行进间听到枪声，连忙跑步到了入口处，恰巧看到宋教仁中枪。只见他一手扶着右腰，一手扶着身边的吴仲华。立刻被吓得面无血色，喊叫着围拢过去。
数秒钟之后，于右任首先镇定下来，急促道：“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说着跑向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众人七手八脚把宋教仁扶上车。留在原地的送行人员则负责指挥警卫追凶。
汽车一路急驶，开进了靶子路上的沪宁铁路医院。这时宋教仁的神志还相当清楚，用力把于右任的头拉近自己胸口，喘息道：“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情奉托你：1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3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于右任等人含泪答应。
宋教仁入院后，全院上下极其紧张，立刻组织最好的专家医师急救。会诊结果认为，病人伤势非常严重，必须马上开刀。为尽量争取时间，12时30分推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内取出子弹后，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病人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次集中五名外科医生开刀，清洗缝补肠道，取出了残留的食物和污血，然后缝合上创口。其间宋教仁几度昏迷，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说道：“我为调合党内矛盾费尽了苦心，可是一般人民必然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22日凌晨，宋教仁病情恶化，手脚冰冷，双眼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口中却不停说道：“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到4点多钟时，已经不能发出声音，只用黯淡的眼神环顾着四周，对众人依依不舍。
于右任、廖仲恺、范鹤仙等人围在病榻旁，于右任在他耳旁大声喊道：“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泪珠，慢慢地，吐出最后一口长气。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治理论家，一代英豪，就在他高才英年，如日中天的时候，不明不白地与世长辞了。年仅34岁。众人伏尸恸哭。于右任捶胸跌足道：“我不甘心，我真不甘心呐！”
当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本党宋先生之丧，全体党员缠黑纱志哀。”远在北京的孙中山悲痛欲绝，严令共和国警察部和国民党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