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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察科夫以调停方代表身份出席。
会谈开始时，日方再次发出挑衅，在桌上摆了一面国旗。当天下午，中方便摆上了一面大一点的五星红旗，于是双方就开始了旗帜的比高大赛，直到双方的旗帜都高到了屋顶。
在第一天的正式会议上，小泉抛出了以下4条协议事项的提案：1中方应认可日军在辽东半岛的事实存在2中方应认可南满铁路租借权及其他既得权益3赔偿日军机损失4规定为了在东北不进行战争行为和军事行动的保证条件，停止在东北军队的军事行动。
姜政当即反驳道，贵方所提的都是政治问题，超出本代表的权限，是不能讨论的。上午的会谈就在各自的立场表述后结束了。
下午，中方提出了简洁的回应提案：除认可日军在辽东半岛上的军事存在外，中国不承认在中国国内一切权益，并拒绝承担一切赔偿。
中方的提案看上去和日方相距甚远，实则是在日方心理预期中的。这种和平谈判其实与生意场上的谈判没有什么两样，一方尽可以漫天要价，另一方也可以就地还钱，但两方都会有一个不可退让的底线，这个底线如果相差不大，达成一致的机会就很大，如果底线相差很大，就不可能达成一致。
中日矛盾的焦点无非是两条：1实际控制下的中国辽东半岛2中国实际控制下的权益。既然双方都不愿以战争解决，那么最实际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你控制你的，我控制我的。简单地说就是互相认可其实际控制区域。从这个角度来说，中方的提案是最接近双方底线的。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中日双方最终于9月底达成了和解协议。双方承诺，在不改变各自原则立场的前提下，维持现有的军事控制区；政府及国民在中国东北开设之企业、机构和不动产，全部交中方接管，人员由中方护送出境，中方给予政府经济补偿白银300万两，分10年支付。
局势稳定后，王啸飞向石铮提出，中日矛盾根深蒂固，来日必定会有一场大战，以东三省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现有兵力尤恐不足，建议在东北地区就地征兵30万。石铮对此深以为然，但考虑到军费紧张，不宜大举扩军，指示王啸飞，可从主力部队中抽调人员组建成三个教导旅，先期训练30万民兵，藏军于民，以备来日之需。王啸飞受命后，把编练东北新军的工作交由江星辰负责。
二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西藏地区的藏族先民们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今的藏族。
公元七世纪初，唐朝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６４１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７１０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８２１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时在唐长庆元年（８２２年）和二年（８２３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其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1354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
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清朝取代明朝后，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２１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１７５０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１７９３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共和政府建立后，南京即派员赴拉萨与西藏地方接洽，要求其与清朝脱离关系。但当时国内局势复杂，地方当局也就随之态度暧昧了。直到东北解放的消息传到拉萨，方才明确了立场，决定并入共和国版图。
共和国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继续册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使其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同时建立西藏藏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在拉萨设置自治区政府，自治区主席由西藏地方提名，中央政府批准。同时设立西藏民族事务公署，委派专员行使中央职权。基本上沿袭了清朝对西藏事务的管理制度。
至此，中国大定
第五集 第七十章 鼎定河山
一
全国平定后，陆少阳在中央党组会议上提出，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应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机关。各人均表赞成，斟酌再三，决议更名为中国共和党。
1912年10月1日，中国共和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选举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陆少阳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执行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和党。
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均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下设书记处，为办事机关。同时设立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是党的最高纪律检查机关，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