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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长风肃容道：“今天的这个会，与其说是商讨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不如说是找大家来研究一下，如何解决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我用‘危机’这个词并不言过其实，如此巨大的亏空怎么填补？直接影响的将是中元的信用，稍有处理不当便会动摇国家的根本。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就算帮我这个管家过了这个年关吧。”
话音刚落，工业部长孙浩民就接上了。他显然准备已久，一开口就大念苦经：“截至今年10月31日，在我部备案的国家重点在建项目一共是452个，其中有我部或国投直接投资的项目是381个。但是，由于建设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目前有55个项目处于停工待料状态，111个项目预计不能在计划工期内完成建设任务——”
秦长风皱起眉头，他原意是要把人聚起来商量“生财之道”的，不料这个孙浩民张口就哭穷，言下之意实际上是在要钱。不过换个角度想想，也不能怪他。任何一项重大工程，一旦拖延工期，国家都会蒙受天文数字的损失。若学着旧官场报喜不报忧，只能是误国误民。心头刚平复了些，岂料却只是个开头，接下来农业部、商业部、铁道部等的发言无一不是在哭穷诉苦，所陈情状件件刻不容缓。
秦长风无奈，挥手停止了自由发言。转而询问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范汉成：“我就要你一句话，税收方面还有多少潜力可挖？”范汉成摊开双掌，笑道：“总理您是知道的，这些年的税收每年增长幅度都在二十个百分点左右。现在国家有困难，我责无旁贷，只要总理您一声令下，我范汉成就立军令状，明年再增加五个百分点，完不成任务提着头来见您。”
范汉成早在秦长风任湖北工业大学校长时就是他的左右手，从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秦长风内心清楚，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额外增加的这五个百分点将会对这位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造成多么巨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了。但即便真如范汉成所言，相对于流水价的财政支出来说，区区五个百分点依然不敷所用。当然，调高税率也是一个办法，可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境地，这种杀鸡取蛋的方法断然不能动用。
自古以来，解决财政危机的手段不外乎开源、节流两个方面。既然开源无望，就只能在节流上作文章了。众人的目光渐渐集中到了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国防部长杨霆身上，众所周知，在建国以来历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比例都占五分之一以上，1925年的军费支出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百分之三十八。可以说，当前的财政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益加重的军费负担所引起的。
中国毕竟是一个新近崛起的国家，纵然拥有超越时代的科技实力，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储备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对于西方列强，中国可说是资历尚浅。当然了，若假以时日，中国必将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从陆少阳等人的角度看，夺取全球领导权不过是方舟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他们无论如何也等不起按部就班地从容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和军队同等重要，任何一方都必须超常规发展。
在此精神下，中国军方为迅速提升海空军实力，军费年年激增。加上连续对外用兵，国防支出如同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虽然中日战后向日本索要了巨额赔款，但战后的日本国力毕竟有限，只能分期赔付，自然是远水不解近渴。所以，中国虽然在军事上一战收服了日本，但也直接导致了财政上的严重赤字。
国际通行的办法是，发行政府公债平衡财政收支。比如英国，从17世纪开始，英国政府年年债台高筑，为的就是给海军融资造军舰。在英国政府内债最重的时期，每年向国民支付的国债利息竟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这虽然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凶险。所以并不能完全照搬英国经验，只可有选择、有限度地借鉴。会前秦长风就已调阅过中央银行呈报的有关数据，国债总额已大大超过以现代数学模型计算出的偿付警戒线，继续增发无异饮鸩止渴，实在挤不出什么水分了。
秦长风不觉也将目光落到了杨霆身上，事实摆在面前，财政危机的“罪魁祸首”就在于过于庞大的军费开支。如能大幅削减军费，至少可以在短期内极大缓解当前的危机。何况现下日本已经战败，国家去除了心腹大患，也从此拥有了完全开放的海洋。唯一的隐患不过是吕宋岛上的数万美军，却处在中国南海舰队和棉兰红军的战略合围之下，根本动弹不得，已构不成现实的威胁。
根据石铮亲拟的太平洋战略，驻菲美军无疑是中国海军的下一个攻略目标。但从整体国际战略出发，中国尚未积蓄起决战太平洋的国力和军力，至少在短期内不宜与英美列强爆发全面冲突。因此在当前非常时期，军方在财政上作一些让步似乎并不为过。政府内外也有许多人士认为，收服日本后，全中国都可以松一口气了，中央大可以把主要视线收回国内，全神贯注地发展经济民生。
可惜这些不过都是表面现象。秦长风随即想到：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走向全球的一个门户，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希望看到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列强们之所以没有直接干预中日战争，不过是存了种种顾忌。事实上，西方各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其中也包括中国的“亲密盟友”德国。据安全部门的可靠情报，英、美、德三巨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自中日开战以来就展开了空前频繁的接触。包括政府高层间的秘密互访、外交上的彼此呼应、一些民间商团耐人寻味的合作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中日之战刺激了西方政治家们敏感的神经，正在促使他们相互靠拢，联手遏制中国的崛起势头。
尤其严重的是，在中亚及中东问题上，西方大国间取得了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默契。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英、美、德、法等国商人在该地区开设的各大石油公司相继爆出合并、重组以及联营的消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信号，列强们表面上没有签订任何官方协议，却在无形中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其用意不言而喻。然而该地区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基地，拥有几乎取之不尽的优质石油。甚至可以说，谁掌握了该地区的主导权，谁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而南下印度洋、把扼亚欧海路之要冲，则更是巩固中国亚洲领导地位、西进战略的核心所在。然中亚诸国距离中国内地路途遥远，非强大的铁路干网不足以为依托，兰新铁路尚未建成，空有百万雄师而无用武之地。
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局五位常委早已统一了思想：中日之战后，国家面临的第二场大仗就是中亚之战，并且此战必须赶在西方各国实现完全和解之前猝然发动，将西方大国的战略同盟瓦解于襁褓之内。形势迫人，即便国内有再大困难这一仗也非打不可。在这个关键时刻，削减军费无异于自断臂膀。
国家大政往往便是如此，一切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都不会坐等着你按部就班地从容料理他们，当政者唯有于千难万险中奋发图强。在战争与和平的抉择上，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气魄和胆略。
秦长风和杨霆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无奈。秦长风不禁摇了摇头，他原想征询一下杨霆的意见，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再次将视线移开，环视全场，向在座的各部委负责人一一扫过：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万季青、外交部长周子才、工业部长孙浩民、商业部长郑思哲——。其中没有一个年龄超过四十周岁的。这些青年干部虽出身、经历各异，且现下表情中都带着些凝重，可眼神中几乎全都透射出倔强的自信，和一种专属于青年人的火热冲劲。秦长风暗自感叹，若是在他的那个年代，做梦都不会想到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内阁班底竟会是一群“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当真是祸福难料。
不过青年人也自有青年人的好处，思维活跃，敢打敢拼。在他们身上，至少看不到旧官场上那种酸腐的习气。沉闷的空气中，年仅三十七岁的国务副总理万季青开始了发言。万季青多年来一直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政坛的明日之星”，其原因绝不仅指他是陆少阳身边的红人，而在于他本人的才干和在政府内外日益高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