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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干教学、行政双重压力，每天只能挤出时间进行翻译，难以做到从容应对，反复推敲。译文肯定留下了仓促的痕迹，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译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时震》作者：＇美＇ 库尔特·冯内古特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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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震》与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
十多年前我在国外求学期间，参加了由我导师埃里克·洪贝格尔（ＥｒｉｃＨｏｍｂｅｒｇｅｒ）主要负责的亚瑟·米勒研究会。除了剧作家米勒本人两次来讲学、讲座以外，我们还时常邀请一些文学界名人，其中之一是库尔特·冯内古特。我十分欣赏他幽默、充满调侃的讲座。他本人是作家，谈文学却语带不屑，故意将文学创作以图表进行模式化，进行“伪科学化”。当时我努力理解他的“弦外之音”，但没有完全明白。讲座后我们有机会进行小范围交谈，可惜时间不长。临别他向我赠送了两本他的小说：《棕榈树星期天》（ＰａｌｍＳｕｎｄａｙ，１９８１）和《打闹剧，或不再孤独》（Ｓｌａｐｓｔｉｃｋ，ｏｒＬｏｎｅｓｏｍｅＮｏＭｏｒｅ！，１９７６）。他在扉页上用粗的蓝笔签名，字很大，占去满满半页。除了开头巨大的“Ｋ”和最后一个“ｔ”之外，无法辨出其他字母，在眼花缭乱的曲线中，有一个清晰的“米”字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在读冯内古特自传体的《棕榈树星期天》时，发现书中不仅有那次讲座中关于文学创作模式的演示图，而且也明白了他签名中“米”字符的含义。冯内古特是这样解释的：“我把自己的肛门画在签名中。”
一阵目瞪口呆的惊诧之后，我突然对作为小说家的冯内古特产生了一种“顿悟”，对他作品的基调同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他对所有既定规范都可以采取玩世不恭的嘲讽，甚至包括对代表自己尊严的签名的神圣性进行侵犯。综合他的小说来看，作家的这种态度既产生于一种愤世嫉俗的放纵，也产生于一种无所谓的退避，自嘲自得，两手一摊，不置可否，一笑了之。这是黑色幽默，让人啼笑皆非，又让人心灵震颤。
弥漫于《时震》字里行间的，正是这种愤怒、无奈、玩世态度的综合体。这种态度也正是人们称之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时震》发表于一九九七年。小说出版后，作者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不会再写另一本书了，十分肯定。我已经厌倦了。”于是，《时震》成了年近八旬的冯内古特的封笔之作。作家毕竟年事已高，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人生苦短”的喟叹，掺杂于“人生荒唐”的一贯态度之中，形成一点小小的矛盾。除此之外，冯内古特仍然洞察敏锐，笔锋犀利，不拘一格的随意之中闪现着睿智和幽默，丝毫没有“迟暮老者”的缓钝。读者感受到的是冷峻的滑稽和敏捷的思辩。
我们很难为《时震》写出一个故事梗概，因为《时震》没有完整的故事。它由许多互不关联的片段组成。作者虚构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即“时震”，或者说假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宇宙中的时空统一体出现了小故障，突然收缩，产生“时震”，将世界弹回到十年以前，具体从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三日退回到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然后开始重播。不管愿意不愿意，每个人在一种“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主导下，完全一样地重复以前所做的一切“赛马时再押错赌注，再同不该结婚的人婚配，再次感染上淋病……”生活困境在小说中进行着一成不变的重复，而“时震”结束时，世界上又出现了一片不堪收拾的混乱。
《时震》只提供了一个大背景，用的是冯内古特擅长的科幻小说模式。但是，小说中的很多部分与这一大背景无关，互相之间也不存在外部的或内在的联系，像抛撒在地面上的一把碎石：散落的沙砾中有一颗形状奇特而显眼的鹅卵石，但你很难说明其中的结构和关联，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包含的意图和指涉的内涵。
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对《时震》也许会感到迷惑、茫然，甚至反感、愤慨，谓其不知所云，怀疑作家是否负责任地进行构思创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时震》没有中心，没有情节，没有开头和结尾，没有前后时间顺序，没有逻辑规律，人物的行为没有明显的动机和目的，作者的叙述也似乎没有想要说明的观点。如果读者依凭理性，期望解读故事、寻找意义，那么，结果可能一无所获。《时震》无意取悦读者，满足他们对故事的渴盼、对“内涵”的期待。也就是说，阅读《时震》，读者必须改变业已养成的阅读习惯，放弃传统的“阅读期盼”，调整评判标准。不然，他就无法阅读。
库尔特·冯内古特是美国当代着名小说家，也是起自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主要代表之一。后现代主义至今仍然是一个颇多争议的概念，有人认为是现代主义的后期发展，是量变，与现代主义之间难以划出明确的界线；有人认为是文学发展中的一次大转向和质变，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拨，是进入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多重危机的产物；有的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一种艺术倾向；有的将它理解为西方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对后现代主义众说不一，但有两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后现代主义至少肯定包括文学现象；它与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先前的文学表达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不同。
那么，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时震》为后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提供了典型范例。
首先，像其他被标榜为“后现代”的作家一样，《时震》的作者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不在任何一种理想、目标、纲领之下进行创作，不谋求表达明确的信仰和意义。小说家相信，资本主义秩序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都陷入了极度的混乱，如尼采所说，“价值判断已经失灵，一切意义都是虚伪的”。因此，文本所表达的观点往往是飘忽的、多元的、自相矛盾的。比如在《时震》中，宗教的权威被剥夺，连《圣经》中的“创世纪”也被篡改重写，撒旦变成了善良的女人，而上帝则高傲而愚蠢。在人世间，拯救着世界的是一条莫名其妙的咒语：“你得了病，现已康复，赶快行动起来。”这句话就如同“芝麻开门”一样灵验，激活了一个个麻木的人。你不能追问缘由，因为小说中理性没有地位。读马克·吐温或海明威，我们一般能知道他们想说明什么，以及他们潜藏于文本背后的褒贬态度。但后现代主义作家消解一切现存准则，拒绝被合理地翻译阐释。
人们常用四个字来概括这种后现代意识状态：上帝死了。这个“上帝”并不仅限于基督教概念，或宗教概念，而更宽泛地指一个可以认识的理性世界，这个理性世界已不复存在。主宰者的圣明之光早已熄灭，世界一片黑暗。在《时震》中读者看到的是核轰炸、战争、凶杀、自戕和无穷无尽的蠢行。小说展现的是一个理性无法驾驭的疯狂世界。科学的进步带来的是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聪明反被聪明误，而大多数善良的人对人类自身的恣意妄为毫无警觉。冯内古特在小说中感叹道：“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第１３页）这种自相矛盾的评述，说明无法以理智的尺度衡量人的行为。
着名德国哲学家曼·弗兰克深刻分析了“上帝死亡”这一概念导致的西方精神文化困境：
这一思维框架（即这个世界）的摧毁导致了立足点和方向的丧失，而这个结果与古希腊罗马时代被基督教的中古时代所取代，或中古时代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的冲击下的解体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这两次时代更替中，存在的意义，即构成人们生存的精神支柱的对世界的总体解释，并未随之被摧毁，而是在另一种发展了的观念中得到了继续，古代的自然神被基督教的上帝所代替，而上帝又被“理性”所取代。但是，这里的理性本质上仍然保留着神学的色彩：对于黑格尔来说，神性的上帝之死作为一个历史宗教事件决定了他必然会在思辩的知识中复活。换言之，在这种知识中，欧洲的上帝并未被送上断头台，而是以更加真理化、更加崇高的理性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