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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时饶兀俊痹谒淖枥瓜拢敝凉�1066年，高士林死后，赵曙才追赠他为德州刺史。
有年元宵节，高氏登上宣德楼观赏彩灯，外戚们也全被召集到楼前，赵顼几次派人向她禀报：“应该向外戚们推恩赏赐，如何办法，请太后降旨。”高氏回答：“我自会处之。”第二天，赵顼问：“怎样处之？”高氏说：“年纪大的各赐一匹绢，小的分给乳糖狮子两个。”在当时，这赏赐实在是少得可怜。赵顼即位后，多次想为高家营造一处大的宅第，高氏仍然不许，过了很久，才勉强同意把望春门外的一块空地赐给高家作宅基。按规定，太后家营造新居的所有花费，都是可以从大农寺公款中支取的，但高氏却坚持只使用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私房钱，自始至终没有动用大农寺一文钱。
神宗即位后，起用王安石变法，以实现国富民强。然而高氏自幼在曹皇后身边长大，深受曹皇后保守思想的影响，对祖宗之法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任何变法革新的事都觉着扎眼。故而对王安石变法抱持反对、否定的态度。当上太后之后，经常和她来往的除了宦官内侍就是那些在变法过程中受到抑制的皇亲国戚。于是高氏便和曹太皇太后站到了一起，劝说赵顼不要轻易变革祖宗法度，要求把王安石赶出朝廷。由于政治地位的特殊，从这时开始，高氏就实际扮演起了旧党的天然领袖的角色。旧党分子在变法过程中或因失败被逐出朝廷，或被迫过着隐居式的生活，但他们丝毫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等时机，以便卷土重来。时机，果然被他们等到了。这个时机便是赵顼死后，因继位的宋哲宗年幼，而由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新政局。
公元1084年冬，赵顼生病，翌年正月过后，越发沉重，后来话都说不清楚了。还在疾病初起之时，赵顼就有了立太子的打算，说准备在来年春天，把长子延安郡王赵佣出阁立为太子，并延请司马光、吕公著做赵佣的师傅。眼看赵顼的病情日趋恶化，立太子更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了。高氏、皇后向氏，以及左相（首相）王珪等人对赵顼的安排是没有什么异议的。高氏考虑得还非常周到，为了让赵佣仓促即位时能有一套可身的御袍，她暗中对宦官梁惟简说：“你回家一趟，找人赶制一袭10岁小儿穿戴的黄袍，秘密带给我。”可是右相（副相）蔡确及其亲信职方员外郎邢恕却有另外的打算。蔡确早年靠依附王安石起家，后见王安石失势，便公开抨击王的过失，邢恕也是个趋炎附势、善搞阴谋的投机分子。两人不了解高氏在立太子问题上的真正意向，以为高氏会像史书上记载的太祖之母昭宪杜太后一样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另一个儿子，蔡确还担心赵琐重新起用吕公著、司马光会取代他为宰相，便阴谋把岐王赵颢或嘉王赵頵推上台，讨好高太后，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蔡确授意下，邢恕找到高氏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说：“我家有棵桃树开了白花，据《道藏》记载白桃花能治好皇上的病，请二位一起去看看吧。”
两人随他回家，见桃树上盛开的分明是粉嫩的红花，吃惊地问：“白桃花在哪？”邢恕干笑几声，拉着两人的手说：“蔡丞相让我向二人说句心里话，皇上看来快不行了，延安郡王只是个小孩，太子之事应有定论，岐、嘉二王都是很贤明的。”两人更加惊讶，“这是什么话！君难道想贻祸我家吗？”慌忙跑了出去。邢恕碰了钉子，但也摸清了高氏的真实意图，就和蔡确回过头来准备首先拥立赵佣，夺得定策之功，同时借机除掉和蔡确有矛盾的王珪。
二月底，宰执大臣前往福宁殿问疾，起初没敢提及建储之事，退下后，都到了枢密院的南厅议论此事。蔡确一个劲地逼王珪表态，假若王珪稍有异议，就由事先安排好的知开封府蔡京率领的杀手将王珪诛死。王珪一向谨慎怕事，是个出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上可否之后他说“领圣旨”，退而传达就说“已得圣旨”），又口吃得很，蔡确一再追问，他结结巴巴连说几个是字，才期期艾艾地说：“皇上自己有儿子，这事还讨论什么？”蔡确又是干瞪眼无计可施了。宰执大臣再次来到赵顼病榻前，王珪说：“去冬曾奉圣旨，道是皇子延安郡王来春出阁，请求早日立为太子。”连说了三遍，赵顼才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请求，太后权同听政，赵顼也微微点了点头。众人退出时。恰好在殿前遇见了赵颢和赵頵，参知政事章惇厉声说：“已得圣旨，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怎么样？”赵颢说：“天下大幸。”就这样在表面平静的气氛中把后事安排妥了，蔡确、邢恕的阴谋，高氏一直不知道。
三月初一，王珪等人再到内东门问疾，高氏垂帘坐在一边，赵佣站在帘外，高氏说：“相公们立的这个孩儿很好。清俊好学，已能背诵7卷《论语》了，平时不贪玩，只是学书，并且非常孝顺，自官家服药，从未离开过左右，还吃素、写经为官家祈福。”说罢从帘内递出两本《延寿经》和《消灾经》，王珪叩拜称贺。接着就到前廷宣读了起好草的制词：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煦，令有司备礼册命。同时公布诏命：所有军国政事，由皇太后权同处理，直到皇帝康复为止。
赵顼没有熬到康复那一天，三月五日，在福宁殿与世长辞。当天，赵煦即位于柩前，穿的就是高氏为他秘密制作的那套黄袍。这年高氏54岁，而赵煦刚刚10岁。老来丧子的悲痛，丝毫没有降低高氏保守的政治热情。还在赵顼弥留之际，她就当着赵顼的面说：“我要给你改某事某事，共20余条。”她对新法憎恨到这等地步，竟连垂死的儿子都不肯原谅。现在年幼的孙子当皇帝，她不仅被尊为太皇太后，而且继续权同听政，实际掌握了最高决策权。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场彻底清算新法的运动便毫无顾忌地展开了。由于高氏操纵的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元祐年间（1086～1094年），所以史书上称之为“元祐更化”。
垂帘听政不久，高氏就为全面废除新法，做起了舆论上的准备。元丰八年五月五日，在朝堂贴出诏令，让百官言朝政失。但这时仍然在朝廷的各要害部门掌权的新党人物，却不愿意反对派的言论趁此机会冒出头来，于是利用自己的权力在诏令中做了6条规定加以限制，说上书言朝政是可以的，但若怀有阴谋，或者言事的内容超过了本职范围，或者造谣生事，干扰机务，或者迎合已行之令，上则顾望朝廷之意，以侥幸求进，下则眩惑流俗之情以猎取虚名，如此者，必罚无赦。司马光从变法一开始就坚定地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每逢一项新法出台，他都毫不犹豫地跳出来大唱反调，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和谩骂，这使他赫然成了反对派阵营中一颗光采夺目的巨星，一面纠集旧党的旗帜，而当之无愧地受到了旧党们的一致推崇和高氏的极度垂青。三月十七日，司马光从洛阳来汴京为赵顼奔丧，然后依旧回到洛阳，高氏听说他已经走了，懊悔得不得了，随即派内供奉官梁惟简赶往洛阳劳问，称赞他历事数朝，忠亮显著，要他进言政务得失，并询问治国应先从何处入手。不多久，又派专车接司马光进京。司马光早就憋足劲，要在新的形势下大干一场了，立即登车启程。然而高氏废新法的心情比驿车的行进还要急切，司马光还在路上，她就派出使者拿着她的亲笔手书迎劳于途，再次询问今日设施以何为先。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奏明，她就迫不及待地遣散修筑京城的民夫，裁减皇城司的察事兵卒，停止宫廷工技制造，废导洛司，驱逐尤无善行的宦官宋用臣等人，告诫内外官员不得苛暴聚敛，放宽民间保户马之规定。这些事全是她从宫中直接发号施令去办的，连宰相王珪等人事先都不知道。摧新复旧的闹剧，就这样由她一手拉开了序幕。
就像变法改革因遭到旧党的顽强反对进行得不一帆风顺一样，废除新法的活动在变法派成员们的抵制下，同样进行得不一帆风顺。长期与变法派斗争的实践，使高氏和司马光等人深深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政权上每放弃一块阵地，变法改革就会迈进一步；政权上只要保留一个角落，就能或多或少地阻碍变法的进展。新法是与变法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当时变法派首领蔡确、章惇、韩缜仍身居相位，要想进一步废除新法，除了积聚、扩大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必须不遗余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