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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论点博得了喝彩，一个声音叫“好”，一阵阵开怀的大笑。
演讲者因此受到感染、鼓励，情绪更加激昂。他接着说：
“被剥削的人和其他劳动者，显然都是受剥削的阶级，”讲到这里，演讲者用力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脯，“他们以拼死拼活的劳动为代价，却不能换来浸透着血汗的面包，我们现在挺起脊梁去抬这些废钢废铁，真是愚蠢透顶！它是和我们一样身份的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却成了剥削阶级的财产，由于他们绝顶的自私自利，我们才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大部分移民都目瞪口呆听着这蹩脚的、夹着很重的、外国口音的英语，发出的长篇大论，其中有些人似乎被激动了，有一小部分人聚拢在这临时讲台边，为了想喝彩、捧场。
还是勒柯吉将话引入了上题。
“我不知道约纳丹号的所有权属于准，”他镇定自若地说，“不过根据我对这个地区的经验，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东西，以后对你们会有用的，我们大家部是前途未卜，因此我觉得不要抛弃这些东西，倒是明智之举。”
先前那个演讲者，已没有丝毫的反驳的意思了，阿里·洛德士又一次爬上了这个讲台，把勒柯吉的提议，大声地告诉了大家，这时才获得一致的通过。
阿里·洛德士又补充了一个问题，他对自己也没有把握，“勒柯吉问我们当中有没有木匠愿意帮帮他修理小艇？”
“有！”一个长得非常强壮的男人，把手往上一举答道。
“有！”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两个移民也一起回答。
“头前回答的人，名叫史密施。”阿尔特勒布尔对勒柯吉说，“是公司雇的工人，为人正派，另外两个，我还不认识，只知道其中的一个，叫霍巴德。”
“那么，演讲的人您认识吗？”
“是位移民，我想是法国人，别人说他叫博瓦勒，但我不敢肯定。”
水手工没有搞错，演讲的人正是叫这个名字，也是法国人。
他的传奇、轶事下面的叙述，可见一般。
费尔南丁·博瓦勒，作为律师开始他的生涯，他本来可以在这个行当之中，出人头地，因为他聪明伶俐，才华横溢，如果他在从业伊始有幸不被政治弄得神魂颠倒；如果他不是急不可耐地想实现自己的勃勃野心的话；如果他没有拜在激进党的门下、迫不亟待地提出，抛弃保皇而实行共和的政策；如果他能耐心地等待，毫无疑问，他将会和其他人一样，终久会被推选为议员。其结果是：他的不懈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时他已是体衰力竭，一贫如洗，迫不得已而去非法挣钱。因而又被受到牵连而被人错疑。自此他便家道衰落，而且每况愈下，生活开始捉襟见肘，继而水深火热，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到自由的美洲大陆，另谋生路，指望能由此发迹。
然而，在美洲，他仍然是运气不佳，坎坷不顺，他走遍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干了各式各样的工作，最后还是如涸澈之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又开始了第二次的漂泊生活。
他总算弄到了最低限度的资金，便报名侧身于移民行列。他是看到移民公司所作的大量的宣传、广告：给第一批开发拉格斯湾的移民，那些诱人的许诺，才决定的。约纳丹号出事后，将他和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人，抛到阿尔蒂半岛的海滨上，使他再一次的感到希望的破灭！
不过，费尔南丁·博瓦勒并没有因接二连三的失败而动摇过，他对自己和对未来的信心，他把这些归咎于莫明其妙的恶意中伤。忘恩负义、疑神疑鬼，他仍然保持本色，坚持己见。认为自己这块无暇的白玉，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价值连城的，其思想、信仰，也将会一枝独秀而屹立于世。
这就是他为何自以为是，觉得天将降大任于他，就应该刻不容缓地抓住时机，要独树一帜，不能萎靡不振、举之不前。
自踏上约纳丹号第一步起，他就千方百计地在其周围散播言论，以扩大影响，偶尔有几次，由于其言词过激、肆无忌惮，以至于勒卡尔船长不得不进行一下干预。
尽管这样，让他进行煽动和蛊惑活动而感到碍手碍脚。但博瓦勒在旅行的初期活动，却收获颇丰，可借此次旅行是以悲剧告终的。其中有几位尽管其数量少得不足挂齿，但对其宣传鼓动，却产生了不可估计的能量。其实，这些论调，不过是司空见惯、信手拈来、约定俗成、夸夸其谈的东西，现在在周围已基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些人，各自为政，互不团结！
如果博瓦勒真的时来运转的话，如果他在约纳丹号船上，没有可敬可畏的竞争对手的话，他的信徒，远不止这些。
他的对手也是来自北美，大名叫刘易斯·多里克，此人脸刮得光光亮亮的，一副冷漠傲然的神态，说话干脆利索、斩钉截铁。多里克所信奉、推崇的理论，与博瓦勒的论调，基本上是异曲同工，相差无几，只是走得更远些，博瓦勒竭力推行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认为国家是生产方式的唯一主人，将能给每个人分配一份工作。而多里克大肆吹捧的则是更为纯洁的共产主义，其理论认为：世上所有的人，同时是万物的主人。
对其理论的异同之处，可一目了然，从这两位领袖式的社会学家身上，还可以发现更明显的差距：博瓦勒属于浮想联翩的拉丁派，陶醉于滔滔理论、想入非非之中，其秉性旨在推行中庸之道；多里克则是个我行我素的信徒，十足的空论派，他那颗寡淡无情的心，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和同情。
博瓦勒善于将听众弄得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情绪激奋，本身并无害人之心；那么，多里克本人，就有一种潜在的、可伯的危险。
多里克也宣传平等，但所采用的方式，是激起人们的愤懑情绪，他所关注的对象，不是下层，而是上层，当他想到大多数人受到悲惨命运的折磨时，他却心境十分平静，无动于衷，而一旦想到与他相比，有些人的地位高高在上时，他就暴跳如雷，怒火中烧。要想减轻这种痛苦，还真不容易。作为反对派，虽然他尽管是最腼腆的一个，但是仍然很快就成了社会的死对头，如果他能自由选择的话，他只会使用暴力和凶杀，摈弃辩论和争吵。
多里克所经历的种种不幸，应归罪于其充满仇恨的灵魂。
作为文学和历史教授，一站到讲台上，便情不自禁地大讲旁门左道，与本专业完全无关的另一种知识，冥顽不灵，在课堂上，不是用纯学术探讨的方式授课，而是用一种咄咄逼人、不容置辩的形式，想让人们全盘接受，他在课堂上显示出绝对地自由放任，肆行无忌，对此人们是没有义务去言听计从的。
这种行为，自然很快就有了结果的。于是校长出面婉言劝阻，请他另谋高就，前因后果是相辅相成的，他在新岗位上没几天，就和第一次一个样地被人扫地出门了。第三次与第二次是大同小异，如此这般，一而再、再而三，终于最后一所学校也向他毫不留情地关上了大门，他于是流落街头，上了约纳丹号，教授沦落为移民！
在穿越大洋期间，博瓦勒和多里克，每人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力量，前者是通过热情来鼓动其思想意识，同时增强说服力；而后者是通过自以为真理在手，用那种固有的专制，来征服观众。他们以领袖自居，但其信徒却寥寥无几，而他们之间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表面上还彬彬有礼，和颜悦色。可是他们骨子里却是满怀仇恨，怒目相视。
刚刚一下到霍斯特岛的海岸上，博瓦勒就不失时机的显示出自己比对手要略胜一筹，抓住这个良机，他便登上讲台，用那种众人皆知的方式，口若悬河的夸夸其谈起来。他讲得口干舌燥，但收效甚微，这倒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人们司空见惯，对这些夸夸其谈习以为常了。
有人想顺其自然的成为领袖，就应长期不懈的自己把自己当成领袖，以便让众人对自己为首是瞻。
博瓦勒和阿尔特勒布尔交谈了一会，这时阿里·洛德士仍在继续对他的同胞讲话。
“既然大家赞成这个提议，”他高高地站在岩石上说，“那么就应该在我们当中，指派一个人来指挥工作！这可不是一点点东西啊！是要把船上的三个五百吨货物全卸下来，而且这样的工作，得有方法，最好请求水手长阿尔特勒布尔先生助一臂之力，他给我们安排，分配活路，将最好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