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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一会。
“巴黎石膏——随便哪种石膏——把蜂窝堵死——洞——知道吧。最好要这个。”
“多少？”
“多少什么呀？”
“硫磺。”
“一吨。知道了吗？”
本辛顿用一只因下决心而发抖的手把眼镜戴牢。“行了。”他十分简短地说。
“你口袋里有钱吗？”科萨尔问。
“滚他的支票吧。他们可能下认识你。付现钱。明摆着的。你存款的银行在哪儿？好的。到那儿拐一下，提出四十镑——钞票和黄金。”
又在寻思。
“要是我们把这件工作留给民政官员来做，肯特郡早成破烂儿了，”科萨尔说。“现在还有别的事吗？没啦！嗨！”
他朝一辆出租马车伸出一只巨掌，那车急颠颠地过来听他吩咐（“要车，先生？”车夫问。“明摆着的，”科萨尔回答了）；本辛顿仍然没有戴上帽子，踮着脚步下台阶，准备上车。
“我觉得，”他手扶马车挡板，朝楼上他那套房间的窗户溜了一眼，说，”我应当告诉我的珍姐——”
“回来以后有的是时间告诉她。”科萨尔拿一只巨掌按着他的脊背，把他塞进车里。
“聪明家伙，”科萨尔评论道，”可是一点主动性也没有。珍姐，真的！我知道她。害事精，这些个珍姐们！国家受了她们的害。我想，我得花上整整一夜，看着他们把他们早该知道做的事情做好。真纳闷，到底是科学还是珍姐还是什么别的把他们弄成了这种样子。”
他抛开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看着表捉摸了一阵，认定他们在搜寻巴黎石膏并运到茶陵路口之前，刚刚有时间吃一点午餐。
三点过五分火车开动，他差一刻三点到达茶陵路口，看见本辛顿正在车站外面置身于两个警察和他的货车夫之间的一场激烈争吵之中，雷德伍德则在货运处纠缠关于这批弹药的模糊不清的技术性问题。每个人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权力也没有，这是东南部官员在你急得要命的时候抓住你时爱用的办法。
“真遗憾，不能把这群官员统统毙掉，换一批新的。”科萨尔叹气说。但是时间太紧，不能采取任何根本性的措施。所以，科萨尔就大步穿过正在争吵的人们，从一个不显眼的藏身处所把一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站长的人挖了出来，揪住他在站里横冲直撞，以他的名义下达命令，并带着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上了火车。车出了站，这些官员们才清醒地认识到，刚才发生了违犯最为神圣的规章手续的事情。
“他是什么人？”那位高级官员问，一边抚着刚才科萨尔捏的胳膊，锁紧双眉笑着。
“反正是位绅士，先生，”一个搬运夫说，“他跟他那些人坐的头等车。”
“哼，咱们摆脱他和他那一群，做得够精明的——甭管他是谁。”这位高级官员还在揉着胳膊，颇有一点儿心满意当他慢慢向着那在茶陵路口保护一位高级官员免遭粗鲁烦扰的高贵的藏身地走去时，在不习惯的白昼光线下着眼睛，他还在为自己所不习惯的充沛精力微笑着。胳膊虽然还有点发僵，这也终归令人满意地显示了他的能力。他希望那些高谈阔论、脱离实际的铁路工作的批评者，能看到刚才那个场面才好。
4
当天下午五点，这位令人惊异的科萨尔从容不迫地将用来与造反的“巨”物作斗争的物资运出了乌夏，上路朝希克里勃罗进发。两桶煤油和一车干柴是他在乌夏买的；许多袋硫磺，八支大猎枪外带弹药，对付黄蜂用的三支轻形霰弹枪和霰弹，一柄小斧，两把钩刀，一把十字镐，三把铁锹，两盘绳索，一些啤酒、苏打和威士忌，十二打盒装耗子药，还有三天的干粮，则统统是从伦敦带来的。所有的东西，他都一本正经地装在了一辆煤车和一辆草车上先走，只有枪枝弹药他塞到“红狮”四轮客车的座位底下，这车上坐的是雷德伍德和那五个他从宜陵找来的人。
科萨尔指挥着装车，一副无与伦比的若无其事的表情，尽管乌夏正在因老鼠而恐慌，而所有的车夫又都得额外加钱。这里全部店铺都关门大吉，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你敲一扇门，开的却是窗户。他倒似乎认为从开着的窗户做买卖是个明显合法的方式。最后，他和本辛顿上了“红狮”单马双轮小车，随四轮大车出发去追货车。过叉道口不远，他们就追上了，率先到达希克里勃罗。
小马车里，本辛顿把枪夹在膝间，坐在科萨尔旁边，愈来愈感到惊异。他们所作的这一切，无疑，如科萨尔所坚持的那样，都是明摆着该做的，只是——！只是人们在英国很少做这类明摆着的事情。他从邻座的脚看到他握着马缰的粗大勇武的手。科萨尔显然没有赶过车，他一直按阻力最小的路线，在马路中间走着，遵照着他自己的某种无疑是明摆着的，但却是不寻常的灵光的指引。
“为什么我们不都来做这种明摆着的事情呢？”本辛顿暗自思忖。“果然如此，世界就会大大变样！真不知道为什么，比方说我自己吧，就不去做那么多我知道该做也愿意做的事情——是人人都这样，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古怪呢！”他陷入了关于意志的玄想之中。他想到了复杂地组织起来的无益的日常生活，相形之下，那些明明白白该做的事，那些精彩美妙该做的事，却有着某种难以置信的力量不允许我们去做。珍姐吗？他觉得珍姐颇为微妙。令人困惑地成了这个问题中的重大因素。为什么我吃饭，喝酒，睡觉，保持独身，去这儿，不许去那儿，全得听珍姐的呢？她变成了个象征，却仍是那么不可理解。
田野中的一条小路和一个栅栏踏级引起了他的注意，使他想到了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时间如此之相近，情绪如此之不同，那时他是从乌夏走到试验饲养场去看那些大个儿的小鸡的。
命运在捉弄我们。
“得，哦，”科萨尔说。“走啊。”
这是个炎热的下午，一点儿风也没有，路上尘土厚积。四望不见人影，只有公共园地的栅栏外面，鹿儿在静静地吃草。
他们看见一对大黄蜂在糟踏希克里勃罗边上的一丛醋栗，另外一只则在村里街上一家杂货铺的门面上爬上爬下，寻找着一个入口。
影影绰绰地看见杂货商在里面，手里拿着支古老的鸟铳在盯着它。
四轮马车的车夫把车停在“快乐的牲口贩子”门外，告诉雷德伍德说，他该做的事做完了。在这一点上，他得到了煤车和草车车把式的支持。他们的意思不止于此，他拒绝让马再往前走。
“马儿对付不了那些大耗子。”煤车车把式一再重复说。
科萨尔观察了一会这场争辩。
“把大马车上的东西卸下来。”他吩咐道。
他带的人当中一位大个子、黄头发、挺邋遢的机械师照办了。
“把枪给我。”科萨尔说。
他插到车把式当中。“我们不要你们赶车。”他说。
“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让步了，“可是我们要这些马。”
他们开始争执，但是他继续说下去。
“要是你们胆敢动手，我出于自卫，就要对你们的腿开枪。马得往前去。”他那副样子好像这场插曲已经结束。“上草车，弗赖克，”他对一个粗壮结实的小个子说，“布恩，上煤车。”
两个车把式嚷了起来。
“你们尽到了对雇主的责任，”雷德伍德说，“你们在这村里等我们回来。没有人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有枪。我们不想做什么不公平的粗暴的事情，只是现在情况紧急，没有办法。要是马匹有个好歹，归我赔，不用担心。”
“就这样。”科萨尔说。他是很少给人作保证的。
他们把大马车留下，不赶车的人都步行。每个人肩上都扛着一支枪。在英国的乡间路上，这真可算是一支最最古怪的小队伍，或得说更像是一群美国佬，在从前那种对付印第安人的好日子里，赶着牛车走向西部那样。
他们沿路上坡，一直走到高冈上的栅栏踏级旁，试验饲养场已经在望。在这里，他们发现有一小群人，带着一两枝枪——两个富彻尔也在其中——一个从美德斯顿来的陌生人站在人们前面，用一副观剧镜在看着那个地方。那些人转身看着雷德伍德这一伙。
“有新情况吗？”科萨尔问。
“黄蜂总在来来去去，哥哥富彻尔说，“看不见它们带没带东西。”
“金丝雀蔓草长到松树林里了，”用长柄镜的那人说，“今天上午还没有，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