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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风
（作者简介）————张晓风，女，浙江金华人，１９４１年生，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及研究所毕业，现为阳明医学院教授。出版作品多种，包括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再生缘》、《我在》；小说集《哭墙》；戏剧《第五墙》、《武陵人》；报告文学集《心系》及儿童故事《祖母的宝盆》等。《潘渡娜》被认为是台湾第一篇科幻小说。作者与张系国、黄海一起，成为６０年代起在台湾倡导科幻小说的拓荒者。
回想起来，那些往事渺茫而虚幻，像一帖挂在神案上的高祖父的画像，明知道是真的，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也辛亏不真实，那种刺痛的感觉，因此也就十分模糊。
那一年是1997年，20世纪已被人们过得很厌倦了，日子如同一碟泡得太久的酸黄瓜，显得又软又疲。
那时候，我住在纽约离市区不太远的公寓里，那栋楼里住着好几百户人家，各色人等都有，活像一个种族博览会。我在们自己的门上用橘红色油漆刷了一幅八卦图——不然我就找不到自己的房子，我没有看门牌的习惯，有时候我甚至也记不得自己的门牌，我老是走错。
就因着那幅八卦图，我认识了刘克用。而因为认识刘克用，我们便有了那样沉痛的故事。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他到这里来找房子，偶然看到那幅八卦，便跑来按了铃。
“这是哪一位画家的手笔？”他用英文问我。
“不是什么画家，”我也用英文回答，“是一个油漆匠随便刷的。”
“美国没有这样的油漆匠！他们不懂，他们只会把油漆放在喷漆桶里，再让它喷出来。”
※ ※ ※
“是美国的中国油漆匠刷的。”
“是你？”他迷惆地望着我。
“是我。”“你看，我就知道不是美国人画的，”他高兴地伸出手来，“而且，能画这样的画，也不是油漆匠。”
“跟油漆匠差不多，我是一个广告画家。”
“对不起，你能说中国话吗？”
“我能。”
“我是刘克用，我想来看看房子，想不到看到这幅画，可惜是画在门上的，不然我就要买去了。”
“我也后悔把它画在门上了，否则的话倒捡到一笔生意了。”
那天我请他到房间里面坐坐——结果我们谈了一下午，并且一起吃了罐头晚餐，而他的决定是不租房子了，反正他原来的意思也只是想偶然休假的时候，找个离实验室远一点的地方休息一下，现在既然跟们这么相契，以后尽管来搭个临时的床就算了。
他是一个生化学家，我从来还没有这么体面的朋友呢！
重新有机会说中国话的感觉是很奇妙的，好像是在某一种感触之下，忽然想起了一首儿时唱过的歌，并且从头唱到尾以后，胸中所鼓荡起的那种甜蜜温馨的感觉。
我和刘克用的感情，大概就是在那种古老语言的魅力下培养出来的。
一开头，我就觉察出来刘克用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是一个处处都矛盾的人，我想，他也是一个痛苦的人——正如我是一个痛苦的人一样。
他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前额，和一双褐得近于黑色的凹下去的眼睛，但他其他的轮廓却又显得很柔和，诸如淡而弯的眉毛，圆圆的鼻头，以及没有棱角的下巴。
据他自己说，作生化学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需要把一个试管倒到另一个试管，再倒到另一个试管里去就行了。
“作广告画家更简单，”我说，“你只要把一罐罐的颜料放到画布上去就行了。”
“你不满意你的职业吗？”我们几乎同时这样问对方。
然后，我们又几乎同时说“不。”
可是，我知道，事实上，他一方面也深深以此为荣。我不同，我从来没有以我的职业为荣过，我所以没有辞职是因为我喜欢安定。有一次，是好多年以前了，我拿定主意要去找一个新职业，我发动我的车，想到城里去转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招工。可是，忽然间，我发现我糊糊涂涂地竟把车子又开回广告社去了。
从那以后，我就认命了。
“像我这种工作，”我说，“倒也不一定要‘人’来做。”
“哈，”他笑了起来，“你当别人都在做人的工作吗？你说说看，现在剩下来，非要人做不可的事有几桩？”
“大概就只有男人跟女人的那件事了！”
我原以为他会笑起来，但他却忽然坐直了身子，眼睛里放出了交叠的深黑阴影，他那低凹而黯然的眼睛像发生了地陷一样，向着一个不可测的地方坍了下去。
※ ※ ※
长长的一个夏天，我不知道刘到哪里去了。我当然并不十分想他，但闷得发慌的时候就不免想起那次一见如故的初晤。想起那些特别触动人某些情感的中国话，想起彼此咒骂自己的生活，想起他那张很奇怪的脸。
有一天，已经很晚了，他忽然出现在我的门口，拎着一个旧旅行袋，疲倦得像一条用得太久的毛巾，我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抢着扶他，等我们彼此觉察的时候，我连忙缩回手，他也赶快站直了身子。
“那实验会累死人的。”他撇着嘴苦笑，但等他喝了一杯水，却又马上有了开玩笑的力气了，“喂，张大仁，如果今天晚上我死了，你应该去告诉他们，这种搞法是违法的，是不人道的，是谋杀。”
“去中国法庭呢？还是美国法庭？”
“去国际法庭吧！”他把鞋子踢了，赤脚坐在地板感，像要坐禅似的。
“你知道我今天来做什么？”
“不是真的留遗言吧？”
“不是，来告诉你，今天是七夕，很有意思的，是吧？”
我忽然哽咽起来，驾那么远的车，拖那么累的身子，就为告诉我这一点吗？
我曾经读过那些美丽的古典故事，那些古人，像于期和伯牙，像张邵和范式，但那不是1997，1997的七夕能有一个驶车而来的刘克用就已经够感人了。
“我照了一张相片，”他说，“很有意思的，带来给画家看看。”
那是一张放大的半身像，在实验室照的，事实上看得清楚的部分只有半个脸，他的头俯下去，正在看一列试管，因此眉毛以下的部分全都看不见，只有一个突出的额头，像帽檐似的把什么都遮住了。
而相片感大部分的东西是那些成千累万的玻璃试管，晶亮晶亮的，像一堆宝石，刘克用的头便虚悬在那堆灿烂的宝石上。
“还好吗？”
“不止是好，它让我难过。”
“你也难过吗？说说看它给你什么感觉。”
“我说不出来。”
“我来说吧，这是我们实验室里的自动照相设备照的，事实上并不是照我，而是照我那天做的一组实验。但我偶然看到了，大仁，我想流泪了，大仁，你看，那像不像一个罪人，在教堂里仟悔，连抬头望天都不敢。”
“我倒想起另外一个故事，一则托尔斯泰写的小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快乐的小村庄，大家都用手工作，大家都很快活，但有一天，魔鬼来了，魔鬼说：‘为什么你们不用脑子工作呀？’”
“你是指我的大脑袋吗？”
“正是，你就是拿脑子去工作的。”
“我不过就是脑袋大罢了。我并不比别人多有脑子。”
我们又把那张相片看了一下，真是杰作——可惜是电眼照的。
“我带来一根笛子，”他说，“你喜欢的吧？”
“喜欢，你能吹吗？”
“不太能，但就让它放在膝上，陪我们过今年的七夕，不也就很奢侈了吗？”
“古人是没有什么悲剧的想象力的，”我说，“他们所能想出的最惨的故事就是两人隔了一条河，一年才见一次面。而事实上呢？不要说两人，就是一个人，有时一辈子也没有被自己寻到啊！”
“好啦，老兄，为那个不善写悲剧的时代干杯吧！”他举起了他的盛满水的杯子。
我也举起我的。
可惜我们没有一座瓜棚，不然我们就可以窃听遥远的情话。
那一夜他没有吹笛，我不久就睡了。但在梦里，我却听到很渺然的笛声。很像我小时候在浓浓的树荫下所听到的，那种类似牧歌的飘满了中国草原的短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