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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凝视窗外，久久不发一语。我怕碰钉子，赶忙辞出，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我回去向戴笠报告，他听了不作一声，很久才说了一句：“共产党人的可怕，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6年3月4日，囚禁5年多的叶挺终于获得自由。这时他已长发披肩，胡子齐胸。行前，他拢着长须，对长期看管他的特务沈醉说：“过去你几次劝我剪掉它，我没有答应，现在我要自动把它剪下来，把它好好保存起来。”说完，叶挺发出爽朗的笑声，登车驶向他早已向往的中共代表团驻地驶去。
叶挺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他的重新入党申请。此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修改了的电文这样回答叶挺：
亲爱的叶挺同志：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和欢迎
4月8日，中共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叶挺与夫人、杨眉、阿九、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乘坐的从重庆飞往延安的飞机，途中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为叶挺等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写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叶挺遇难的消息，悲痛欲绝，亲笔在《新华日报》撰文悼念：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叶挺的英名和他的《囚歌》因此也被载入红岩革命史册。
二
说“红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我们不得不说罗世文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个反动阶级的的背叛者外，罗世文的另一个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这样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其惨死在敌人的乱刀之下，我们无法不对他表现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党的高级干部的忠诚与忠贞情操。
以前，在我们熟知的“红岩”故事中，罗世文的名字几乎没有出现过，这是因为他牺牲得比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车耀先同志，被敌人杀害于1946年8月18日。关于这两位党的高级干部的狱中情况，像“江姐”、“许云峰”和《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并没有在一起工作过，所以《红岩》小说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他们。加上“文革”时，江青一伙人恶意将罗世文、车耀先等英雄诬蔑为“叛徒”，因此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
关于车耀先，我们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刘国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罗世文是不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对敌斗争的英雄，也许只有与他一起革命和在敌人监狱里蹲过的人才会真正了解。
《红岩》小说中有个“疯老子”，后来逃出了监狱，他就是解放后历任贵阳市委领导和贵州省领导的韩子栋。韩是有数的几个与罗世文、车耀先一起在监狱里生活过的见证人。下面是韩子栋在1972年回忆罗世文时的口述：
……罗世文、车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务抓逮的。俩人开始关在成都的一个院子。罗是苏联留学生，与大特务邓文毅、蒋经国在苏为同学，因此邓文毅想劝罗世文投降，但被罗拒绝。
到息烽监狱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后来又从息烽监狱押到重庆，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后的7、8月份。到重庆途中，经过桐梓时因下雨，桥冲垮等修桥过程中，罗世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我记得内容写得比较简略，不知周总理到底收到没有。到渣滓洞是这年的7月20日左右，关在渣滓洞二楼。当时我关在4号牢房，罗世文关在8号。只关了几天，特务传说罗、车在四川熟，关系多，想法要把他俩另押到一个地方。到了8月10号，突然听说要将他两人押南京，罗世文这时用了纸片写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举我们的旗帜。”这纸条后来由我传给许晓轩。许又给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内夹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务们将罗世文和车耀先叫了出去，说是将他们送南京去。几天后仍没有回来，这时我和许晓轩、宋绮云等被押白公馆。在白公馆见一个姓杨的特务用的正是罗世文的脸盆，我们就怀疑起来，后慢慢打听到罗世文和车耀先已经被敌人杀害了……罗世文在狱中表现是好的，
韩子栋在同一日回忆时又补充道：
1941年秋季，罗世文和我关在一个牢房里，起初我对他是有很大怀疑的。原因是：一，当时我们关在一个秘密监狱，严禁修养人（这个监狱里的犯人的称呼）互通姓名及谈案情、讲身世。可是，在罗世文还没有押到之前，牢房里就传达出要从重庆押来一个大共产党的消息。这是我在这个监狱坐了七、八年中从未经历过的事，觉得这个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狱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时，一般都喊“番号”，不准叫姓名的，而看守则叫罗世文时不叫他的番号，反而经常客气地称他是“张先生”，这也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三是外面给关在这里的共产党人送东西是不可能的，我从没见过有人给坚持立场的共产党员送来过东西。但罗世文却有人可以送东西给他。这也很不正常。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罗世文确实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和成都《新华日报》社长。以后，我下决心弄清楚他在狱中的态度。我借机问他：“你打算跟他们（指监狱的特务们）做什么工作？”他听了以后真的很生气，真要揍我。还好，他没有揍我。后来我把怀疑的原因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罗世文的气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诉：他关在重庆时，邓文仪（他在苏联的同学）带了很多东西去看他，跟他谈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罗很生气地严厉痛斥了邓。说到为什么有人给他送东西一事时，罗说他也不知道是谁送的，不过罗说有可能他被捕以后，是周恩来同志向蒋介石提出了抗议，问蒋介石要人，这样可能他罗在监狱的处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罗还说到了为什么看守们喊他是“张先生”时，罗说这是他关在重庆时的化名。
监狱的斗争是尖锐的，是真共产党员假共产党，好像溶铁炉中烈火一样，很快就把假的化为灰烬，真的显出耀目的光辉来。牢里的残酷斗争，使我后来断定罗世文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忠于共产党的。在斗争中，我们彼此认识到，事实证明我们是为共产党而献身的。罗世文给我讲党史、讲长征，也讲到他在四川被张国焘关起来的事。讲西安事变时，说张学良不和周恩来商量就决定跟蒋介石飞南京，张学良到了飞机场，周恩来才知道，但已经来不及挽救了。我听到这里，一块块堵着我心上的石头，像是突的蹦了出来。讲抗战时，国内外的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动人情况，说的有声有色。在监狱里，是罗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来了，我觉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体，不知从那里又来了劲。于是，我也把自己的情况、监狱的情况，不厌其烦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汇报。在我向他汇报的中间，大概他是用现身说法鼓励我，他给我谈他的家世，他是大盐商家出身，他的母亲为什么鼓励她的独生子参加革命等等。在罗和车来监狱之前，这个监狱里没有党的组织，是他发起建立了临时支部，他是支书，车耀先和我是支委。为了能坚持长期斗争，必须要争取发动难友们联合和团结起来。罗向我分析，在这个监狱里，释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于是决定要和外面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然后在外面的党组织领导下，实行里应外合，集体越狱（暴动）。罗特别指示我做这个工作。
1944年左右，监狱头子周养浩，声称要叫一些“修养人”当工作修养人。去不去呢？许晓轩的意见是“不”。经过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如：在两三百个“修养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十几个，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过30人，是少数。这样，敌人很容易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完全孤立起来。支书罗世文遵照毛泽东同志对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方针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