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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革命的恋人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小、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劝其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的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足下没有儿子，见到刚才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可爱，便威胁王振华把小幼华抱走作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做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数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四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片刻，每每心头都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俩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四口采取了“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也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正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俩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活活地枪杀了。重庆解放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四口死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是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可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脸脱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残忍的屠杀之一。王振华的小儿子在11月26日晚上时，还因为饥饿而向他的爸妈要吃的，无助的父母只好哄他到天亮后给他“弄好吃的”，王小华带着这份企望而入睡。然而可怜的孩子哪知天亮后连发霉的稀粥都不可能再有了，等待他的只有惨遭杀害的命运。孩子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怀着极端的恐怖随父母迎接要命的子弹。最最可怜的是那个只有八九个月大的小儿子王幼华，当一串罪恶的子弹穿过他小胸膛时，他连喊一声“爸”“妈”都不会便永远地离开了他还很陌生的世界……
十一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黑暗，黑暗中的黎明啊你如此叫人悲愤！悲愤——！然而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举起的屠刀更加溅满了血腥……
有人说，疯狂的屠杀很可怕，其实理性下的屠杀更可怕。发生在1949年的重庆“11·27”大屠杀，即蒋介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那场屠杀是在周密计划、十分理性下实施的一次疯狂屠杀，因而它的残忍到令人发指。
大屠杀从这一天早上就开始了——
1949年11月27日一大早，徐远举要求特务们六点前吃完早饭，然后“各就各位”，“坚决彻底地完成好任务”。
“是！为党国效劳！为委座效劳！坚决完成任务！”特务们像喝了鸡血似地充满杀气，他们异口同声地效忠道。
“突突……”这时，只听白公馆响起一阵马达声。这是特务看守陆景清坐着白公馆仅有的一辆三轮车进城找毛人凤。而与此同时，关押在“慈居”地下室二处看守所的17名政治犯和嫌疑犯当中的王有余、朱镜也一早被移送到渣滓洞。
上午，徐远举在老街“慈居”二楼处长室，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密商，决定由雷天元、龙学渊共同主持渣滓洞大屠杀，熊祥、李磊带人具体执行；徐远举要求在执行时须特别注意内外警卫，避免枪声惊扰。寄押在白公馆的案犯一并执行，执行完毕后焚毁渣滓洞看守所。
下午4点半钟左右，白公馆监狱还没有开晚饭，陆景清从城里回到“乡下”卧牛石登记室，急忙打电话到白公馆找杨进兴接电话，命令杨立即开始进行白公馆大屠杀。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获得核批的这次大屠杀计划共要杀害28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需要作一交代：当时在大屠杀开始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则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身陷白公馆监狱的“要犯”们虽知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肯定早晚会向他们下毒手，但敌人到底何时举起屠刀仍不十分清楚。
这一天早饭后，单间关着的黄显声将军照旧起来理了理他那刚硬的头发，然后挺起胸膛，做了一个深呼吸，又重新开始他每天坚持的“狱操”。所谓“狱操”，就是在狭窄的牢房里来回转圈走动。这也是将军被关10余年能够始终保持良好身体的秘诀。
“黄将军，今天有什么好消息？”隔壁的囚室里，传来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刘国鋕的低声寻问。
黄显声依旧不动声色地在走动。突然，不知不觉中他将一个废烟盒扔到刘国鋕他们的牢房门缝口……
这是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地下党员举办的“狱中挺进报”的消息来源信道——由黄显声从《中央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上获取消息，再由陈然、罗广斌、刘国鋕等人通过狱中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渠道在狱中传送。
11月27日，黄显声仍然做着他的这份“特殊工作”。这是他到白公馆后自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作为爱国将领张学良的部下和1938年正准备投诚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53军中将副军长的黄显志，蒋介石的特务分子们对他既仇恨又有几分惧怕，所以他在监狱里享受一些特殊待遇，比如看报，而这也正好让黄显声能够有机会接近狱中的共产党组织和爱国革命志士。当时监狱里的多数共产党员并不知道身穿国民党军装的黄显声其实与我中国共产党早有密切的联系，这位1917年就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东北好汉，跟随张学良后，在东北军中威望极高。西安事变后，他曾多次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请求，因周恩来希望他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一直在国民党的53军中从事爱国抗日和反蒋的军事斗争。黄显声的所作所为，自然令蒋介石怀恨在心。
1938年2月2日，在蒋介石指令下，特务们设下圈套，在武汉将黄显声将军被捕。黄显声被捕后不久，转移到湖南益阳，1939年又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贵州息烽集中营位于贵州中部个贵州北面的息烽县境内。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是蒋介石专门为对付共产党人和那些反对他的人而设立的，大多数是“政治犯”。像叶挺、杨虎城等都先后被关押在这里。囚禁在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过着非人的生活，通常都是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小黑屋里，特务们还美其名曰为“斋房”。此牢房几天不倒一次马桶，室内臭气熏天，蚊蝇蛆虫成堆，每人以一尺宽的地板当床。一天两餐饭，每餐不超过两小碗霉饭烂菜。凡是蹲过这个监狱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会患上肠胃病和瘫痪、风湿、浮肿、夜盲症等疾病，甚至活活被折磨致死。然而，在息烽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在狱中地下党领导下，依然进行坚强不屈的斗争。后来敌人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