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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2日，莫斯科革命法庭审理了莫斯科侦查委员会4名工作人员受贿和敲诈勒索一案，判处他们6个月监禁。列宁知道后，于5月4日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这样的同志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并且应该开除出党”。注2在列宁的坚持下，案件改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理，对其中3名被告各判处10年徒刑。
列宁在给中央写信的同时，还给司法人民委员德·伊·库尔斯基写了一个便条，要求他急速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贿赂行为起码判处徒刑10年，外加强迫劳动10年。1918年5月4日，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决定，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制定一个法令草案，对受贿以及与受贿有牵连的行为规定一个比较高的最低惩处标准。司法人民委员部很快提交了《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人民委员会5月8日会议审查批准了这个法令。
这项法令规定，对公职人员受贿应处以剥夺自由不少于五年附加没收财产的处罚。这个法令还把受贿或行贿的犯意等同于实施了犯罪。该法令还对被告的阶级属性作了区分，对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贿赂行为施以不同的处罚，如果有贿赂行为的人属于有产阶级，试图保持过去的特权，将被判处“最重的、令人厌烦的强制劳动”，并且其所有的财产都要充公。
上述四名公职人员受贿改判案是国内能够看到的介绍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腐败情况仅有的案例。说明当时就出现了腐败现象。但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仅仅因为几名公职人员受贿就颁布一项通行全国的严厉法令，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1919年10月21日人民委员会又发布了《关于打击投机、侵吞国库、经济管理机关造假以及其他滥用职务行为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在契卡内设立特别革命法庭。特别法庭设立后，所有贿赂案件交由契卡所属的特别革命法庭审理。人民委员会要求革命法庭的“判断应绝对遵循革命利益，而不必考虑什么诉讼程序的形式……特别革命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不能上诉”。布尔什维克政权连续发布这些反腐败法律、法规不会是空穴来风，说明在公职人员中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
2。列宁说：贿赂行为处处可见
早在1922年俄罗斯著名的社会学家索罗金就对苏维埃早期的腐败状况作出了这样的描述：“大规模的贿赂行为亘古未见，达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注3如果说被苏维埃政权送上“哲学船”发配到国外的知识分子的话有发泄不满之嫌，那么，我们看看列宁自己是怎么说的。列宁承认，在我们这里，贿赂行为却处处可见。注4其实，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存在腐败，这并不是什么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有大量文献证明的结论。
官方公布出来的有关这一时期腐败情况的数据极为有限，俄罗斯学者倒是提供了不少这方面的数据。А。В。曼柯2012年出版的《俄罗斯的腐败》一书披露了一个数据，1918年至1919年间，由党内法庭和普通民事法庭审理受到处罚的公职人员约有2000人，其中大部分是负责人员。这本书还引用了彼得格勒契卡1920年给季诺维也夫的一份秘密报告，其中说道：“……贿赂和侵吞行为在苏维埃机关公职人员和专家中广泛发展。在贿赂方面，不管是哪里，似乎没有一个负责的专家不收受贿赂的，而不论当事人的要求合法或非法……刑事侦查人员收受贿赂……工农检查院也在收受贿赂……人们感到没有贿赂的机关已经不存在了。”这份秘密报告证明，1920年彼得格勒市的腐败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注5
3。腐败在苏维埃秩序守卫者中扩散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腐败就已经在苏维埃政权的安全保卫部门扩散。从目前可见的文献来看，国内战争时期警察局系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系统的腐败状况，即便不能用普遍来形容，也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警察系统的腐败问题
大量的文献证明，苏维埃政权初期警察系统财产性质的职务犯罪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仅1920年苏俄79个省民警系统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就达到大约8000起，注6这只是揭露出来的犯罪。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警察犯罪都是财产性质的犯罪，但是其中腐败性质的犯罪占有很大比例。
我们通过1919年10月巴什基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份内部通报，可以看到当时的腐败状况。这份通报说：“警察局不加任何选择地录用了一些文盲、有前科的人，这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职责。所以不断有‘民警受贿’、‘民警作出非法勾当’这类传言就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了。”注7在南方的顿河州也出现了许多警察局长参与盗匪活动的事件。注8这类警察与盗匪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情况在苏维埃俄罗斯其他共和国也大量存在。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战争导致经济全面崩溃，各种物资和生活日用品奇缺，“粮食情况十分紧张……拿不出东西来供应最劳累、最受折磨、最挨饿的城市居民和非农业地区的居民”。注9当维持生命成了头等大事时候，完全可以想象，警察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私利，让自己过上超出当时一般人水平的生活；在社会混乱、法律失序的情况下，警察也有这样的谋私机会。1920年，巴什基尔契卡主席С。罗鲍夫曾经问这个自治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为什么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贿赂这么流行。后者回答说：“我对人们受贿并不感到奇怪，为什么不拿些贿赂呢？否则的话一个诚实的人是活不成的！”注10这则对话也为贫困导致腐败这个论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契卡队伍中的腐败情况
契卡这个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是其他护法机关无法相比的。列宁赋予了这个机构很大的权力，“坚决不同意司法人民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会具有‘干涉捷尔任斯基委员会’事务的权力，捷尔任斯基委员会只能向这些机构通报一些‘有着极高政治意义的逮捕事件’，而具体工作，捷尔任斯基只能向列宁本人负责”。契卡的工作人员可以捕人、搜查、没收财产、迫迁、剥夺各种票证、不经法庭审判处死公民。注11这些不受限制的权力为契卡人员腐化打下了重重的伏笔，他们有各种机会可以轻易地释放手中权力的能量去敲诈勒索、贪污受贿。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肃反人员中也大量发生了。
能够证明国内战争时期契卡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正式统计材料几乎看不到。但是，从大量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还是可以看出契卡人员在这一时段内的腐败状况。1917年12月到1918年7月间在契卡工作过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证实，契卡机关存在着普遍的受贿和赤裸的抢劫行为。注12
受贿索贿，徇私舞弊，私放在押人员，这是契卡机关工作人员常见犯罪现象。贿赂的款物可以小到一份定量食物，大到巨额现金。实际上，在契卡机关设立的最初时段，就出现两名革命法庭的侦查人员受贿问题，这两名工作人员因为收受贿赂竟然终止了所办案件，释放了被捕人员。此后不久，1917年12月，又发生了彼得格勒革命法庭侦查委员会成员阿列克谢耶夫公开索贿案。
彼得格勒“熊”饭店第一经理列昂纳蒂因购买假印章被捕。1917年12月19日，阿列克谢耶夫告诉该饭店第二经理巴烈茨基拿5000卢布即可放人。但他们的谈话被巴烈茨基的守门人偷听后告密了，阿列克谢耶夫因此被捕。
执法过程中贪污贵重物品是契卡人员职务犯罪的另一种形式。为了清除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搜查、逮捕、没收财产成为肃反人员的普遍行为。没收的财产被私分私用的情况屡见不鲜。当时在阿塞拜疆契卡工作的拉夫连季·贝利亚就曾利用没收的财产来为自己消灾。1921…1922年间，年轻的贝利亚负责保管没收充公的财物。有一次贝利亚在自己的办公室试图强奸女工作人员玛丽亚·库兹涅佐娃，因遭到强烈反抗而没有达到目的。贝利亚为让库兹涅佐娃保持沉默，他就从自己保管的财物中私拿了一枚珍贵戒指要送给库兹涅佐娃。后来，这件事被阿塞拜疆契卡主席巴基洛夫压下了。但是，库兹涅佐娃则很快被客气地解除了工作。注13
针对肃反人员屡禁不止的职务犯罪情况，1919年6月23日，捷尔任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