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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僧是愚氓犹可训”到“更无豪杰怕熊罴”。毛泽东在论战中写下的诗词表明了毛泽东对苏联态度变化的心迹。1961年10月，在北京演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后作了一首七律，以示反对苏修。郭沫若七律中隐称赫鲁晓夫是唐僧，“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并称“千刀万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当时虽已展开论战，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仍是“半个修正主义”，对他要“一斗二帮”。因此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作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中写道：“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僧”隐指赫鲁晓夫，“妖”则是美帝。但是到了1962年12月下旬，中苏论战逐渐走向公开论战。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把“苏修”同“美帝”共提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自己生日这天作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指当时国际共运形势。“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虎豹”指美帝，“熊罴”指苏修。1963年1月9日，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比作“苍蝇”、“蚂蚁”和“蚍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指我们对苏修批判的气势。
（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1964年7月发表了《九评》的“压轴篇”第九评。毛泽东很重视第九评的写作，要求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文章重点是揭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这有两个背景材料。第一个就是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个就是“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讲话。“土豆烧牛肉”本是欧洲的一道名菜。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时吃到这个菜觉得十分美味，就对周围的人说，如果人人都能吃到“古拉斯”（即“土豆烧牛肉”菜名），那就到共产主义了。他在奥地利的广播电视演说中又说，共产主义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所以说，赫鲁晓夫粗俗地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1965年秋，毛泽东作词《念奴娇·鸟儿回答》：“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七）赫鲁晓夫诬蔑中国人“没有裤子穿，喝清水汤”。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同中共代表团会谈时，攻击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1964年4月赫鲁晓夫连续发表讲话，给中共戴上“小资产阶级倾向”、“新托洛茨基主义”、“冒险主义”、“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搞“大小个人迷信”等一堆帽子。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就足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关于“裤子问题”，毛泽东批驳说：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们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他的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八）毛泽东说论战是打“笔墨官司”，“天不会塌下来”。60年代初，中苏论战越演越烈。但赫鲁晓夫1963年1月在东德党代表大会致词中突然提出各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会后，赫鲁晓夫和苏共继续发表反华言论。2月21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并建议举行苏中两党会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共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是一个“花招”。1963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说，我们赞同停止公开论战，但要说清楚，“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他又说，“既然你们已经公开论战，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索性展开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是照样游”。
四、康生的“窜红”和王稼祥的“被斗”
康生“窜红”和王稼祥“被斗”，都同中苏“十年论战”有关。
论战从内部争议转向公开争论时，1963年2月中央决定成立撰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班子，位于钓鱼台8号楼，组长是康生。成员有从中联部调去的王力。1966年春，钓鱼台反修文章写作班子宣告结束。但康生、王力依然留在钓鱼台。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经中央指定为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彭真任组长）在钓鱼台8号楼开会。会后拟定了《二月提纲》，主要意图在于把已经展开的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范围之内，不赞同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被毛泽东批评后，康生说了谎，说这是彭真等人背着他搞的。于是善于投机的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8号楼由康生、陈伯达主笔，王力等人参加起草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康生由此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王力借此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也正是在论战进入高潮时，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面对全党全民“反对帝修反”和“防修反修”的政治热潮，对我国外交在国内经济困难时“四面受敌”的情况深为忧虑，于是写信给中央领导人，建议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为了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速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
王稼祥的建议，被批判的“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1963年年中之后，毛泽东多次同外宾谈话中批评王稼祥实行“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他说：“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他强调说，我们的方针应该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与马列主义的派别。毛泽东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毛泽东虽一再批评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但是，不同意完全公开批判，留有余地。王稼祥只是“靠边站”，而并未撤销他的中联部部长的职务。然而康生就不一样了。1966年6月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首先向王稼祥发难，在中联部办公区贴出一张《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的大字报，把反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斗争，提高到“是反对修正主义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的高度。6月21日，康生、王力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作报告。康生说，中联部运动方向不对头，“毛泽东思想还没有进中联部的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中联部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应将“三和一少”的代表人物王稼祥批倒批臭。在康生、王力指使下，王稼祥多次被揪斗。1966年8月的一天，中联部办公区内贴满了声讨王稼祥“复辟”，并要抓其“黑后台”的大字报。中联部干部都感到莫名其妙，很久之后才知道原委。1965年11月，中办主任杨尚昆受周恩来之托看望王稼祥，问是否能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同意。一个星期后，周恩来看望王稼祥时，也询问他是否做点工作。王稼祥表示可以做点研究工作。周恩来同意了，并让他再找几个秘书。1966年3月，中央决定王稼祥任中央外事小组副组长。1966年8月初，伍修权参加中央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恩来找到伍修权说：“王稼祥是有过功劳的人，现在身体不好，不要揪斗。”并说：“修权同志，你是了解王稼祥同志的，也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你应该出来替他说话。”第二天伍修权就在中联部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但是康生、王力并没有放过王稼祥。在康生、王力指使下，196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