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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没有？”
“嗯嗯！”张伯驹十分痛快地答应着，眼睛也陡然睁开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动了起来，然后就接过那个家什，竟没看对方一眼，就脚步轻快地奔向门外。我知道，人民广场距这里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时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望着他的背影，听着那一声声的锣声，以及“我是大右派”的自语声，我的心久久地不能平静……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四十五六年了，许多人生坎坷的，或者是心酸的经历，都已慢慢淡忘了，但在文革中两次见到张伯驹的这些镜头，却刀刻斧凿般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么的清晰，那么的历历在目。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机会能够读到不少有关张老先生的回忆，心中不断升腾着的是对他的崇敬和钦佩。想他对国家的贡献，想起他的遭遇，特别是一想到他在临去世前，竟因“不够级别”而进不了病房，只好躺在走廊里的那一幕，就禁不住地在心里道：“我们实在是对不起张伯驹呀！”——可是这个“我们”又应当都是谁呢？
（责任编辑洪振快）
一家言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作者：吴兴唐 字数：10843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
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二，中苏“十年论战”，目标是批判“苏修”，但我们国内是把这作为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来对待的，进行全党和全民教育，反对“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第三，“十年论战”，苏方有错，我方也有错。我方错在“左”，“十年论战”加十年文革，我们有20年是以“左”为指导思想的。
第四，对于十年文革已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全面否定的结论，而对“十年论战”尚未有全面系统的总结。
第五，近年来有一种文革思潮回潮现象。现在疏理“十年论战”的教训，目的是在于以史为镜，以史为鉴。经常警惕各种形式“左”的思想倾向的出现，坚定“主要是防‘左’”的立场。
本文根据部分史实，对“十年论战”作些探索和评议。评议并非结论，只是表示了作者的一些看法。
一、中苏“十年论战”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一）“十年论战”虽然主要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但涉及所有共产党。从而促使国际共运大分裂，使国际共运迅速进入低潮。（二）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注意力集中于论战，错过了科技革命带动起来的经济发展黄金机遇期，经济发展滞后。（三）论战触动了国际格局的变动。中苏关系破裂，美国介入，形成“中美苏”的大三角关系。（四）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维护了我国国家和民族利益，并使国际共运中的独立自主的思想活跃起来。（五）就中共来说，论战是在“左”的思想越来越发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以我划线”和“以苏划线”，除批倒苏修之外，还打击“一大批”，孤立了自己。（六）我们错误估计形势，认为“帝修反”要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因而得出“要准备打仗”的结论。
二、我方在论战中的主要“左”倾观点
论战有一个发展过程。论战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算起。当时主要争论集中在斯大林问题上。1960年之后，争论在理论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全面展开。从“二十五条”到《九评》，论战进入高潮。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常委会讨论苏方2月21日来信，决定由写作班子起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共中央复信于3月9日发出。3月3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出复信之复信。4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3月30日复信。毛泽东指出，从苏共中央这封长信来看，赫鲁晓夫集团不准备修改他们的路线，我们要系统地阐述我们的观点，提出什么是国际共运应当采取的总路线。
6月中旬复信经过两个多月的修改后定稿，于6月17日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标题，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个总路线的建议共有25条，因而也被简称为“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也为《九评》打下了基调。1963年7月6日到21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即7月14日苏共中央突然公开发表了《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8月初，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会，指出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会的指示，发表公开文章，全面评论苏共《公开信》，因共为九篇，故称《九评》。原来准备写十篇，即十评《公开信》。但是《十评》没有写成，因为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14日下台。毛泽东于11月18日召集中央常委会讨论，并指示写作班子起草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定稿后于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形式发表。
（一）“二十五条”对国际共运总路线、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战争与和平问题、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这“二十五条”，从现在来看，就是我党要扛起“世界革命”的大旗。“二十五条”批判了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总路线，提出我们党的“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纲领。在此基础上，到文革时期，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移论”，即认为世界革命中心，由德国转到俄国，现在已转到中国。形成国际共运的“三个里程碑”，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在国内，强调“阶级斗争”，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谋求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但从他的激进思想出发，要求“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早些快些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又把自己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未经实践验证的做法以至空洞的设想，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我们自认为这一套东西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并且希望把这些经验推广出去。
（三）对战后国际形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缺乏准确的判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战后10年恢复，在科技革命的引领下，经济有了发展。资本主义从大危机和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改变了完全放任自由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带有宏观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统治阶层采取一系列社会改良政策及措施，实行广泛社会福利政策，缓和劳资矛盾和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社会结构和阶级及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依然拘泥于列宁的论断，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战后的变化。
（四）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论战开始时，我们提出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和做两手准备的思想。但随着论战的展开，我们对战后社会主义力量作过高估计。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都列入打击的对象。之后，我们又错误估计形势，把新的世界战争描绘得过于严重，说成战争已迫在眉睫，丢掉了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
（五）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问题。我们虽然提出过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道路的暴力与非暴力的两种可能性，但实际上着重批判“和平过渡”的思想。在论战后期，我们离开了两种可能性的结论，强调各国革命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必由之路。发展到文革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说成是“普遍规律”。我们不但批判了苏共的“和平过渡”主张，还批判了意大利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战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主张不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认为可通过“议会道路”或“结构改革”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论战中公开批判了这些党及其主张。
（六）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