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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转变把国家当“党产”的国家观，树立“权为民所赋”的新权力观。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批判过“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认为它们是国民党在我们共产党内的流毒。实际上这种思想上和体制上的流毒至今也没有完全清除。八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七、八、九、十、十一条分别规定国营经济与城乡集体经济、自然资源与土地、个体经济和私人财产等也都归全民或相关集体与公民所有；第二十九条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宪法第二章则确认了公民享有各种权利与自由。这些都囊括了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与精神资源，都属于人民和公民所有。但是，人民群众是不是真能享有和掌握一切权利与权力？实际上，在我们夺取政权之后不久（50…60年代）有些领导干部就有这样的思想：我打的天下，我就可以拥有一切、调动一切，国家等于是共产党干革命取得胜利的“战利品”，是执政党的“党产”，是我党的集体财产，可以由我们任意支配。因此，必须从体制上解决：国家的一切精神文化与物质资源归人民，而不是归执政党。改变“坐天下、得天下”、拥有天下、领导一切、支配一切的旧思维、旧制度。
第四、转变“非我即敌”的专政观，树立宪政党的执政观。毛泽东在“人民民主专政”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两类矛盾论”，本来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实践上却放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点上去划分敌我两类矛盾，以致不断地在人民中甚至在党内去划界线、挖“敌人”，造成历史上的大劫难。社会矛盾是多样复杂的，事实上，社会生活中有些矛盾既非敌对性质，也不好归入人民范畴，其间有很大的灰色地带。一些民事纠纷、思想言论争议，乃至犯罪行为就不能简单地归属于敌我两类。在和平发展时期，政治上敌我这二元的对立，已不能完全覆盖当今社会利益多元化、矛盾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如果把社会矛盾仅归结为政治上这两类，非此即彼，就容易导致简单化、扩大化。现今官民矛盾十分尖锐，遇到发生群体性对抗性事件，一些干部就归咎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动”，严加打压，结果引起更大的事端和祸害。当今法治的理念要扬弃非我即敌的“两类矛盾”的简单化僵化思维，把注意力集中到调整利益群体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上。近年中央高层领导人提出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及“还权于民”等理念，是应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化解社会矛盾的正确路径。如何避免停留在“口号治国”，将这一新权力观真正落实为还权与维权的实践，是当前政治与社会改革的重要课题。
推进民主重在完善人大制度
作者：蒋劲松 字数：2750
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有自己的特点，主干道是人大制度。近些年出现了参与制实践。所以我们国家宪法要落实，实施宪法的民主规范，主干道还是人大制度，重点可以从以下几个问题着手：
一，理顺党委和人大的关系，理顺党的领导权和人大的国家权力关系。
八二宪法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价值观，体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的一个重要论断：要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建设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最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是“有权威的”。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理顺领导权和国家权力的关系，没有理顺党委和人大的关系，人大有国家权力没法行使，就谈不上有权威。这个命题，30年来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80年代是非常积极地要贯彻“有权威”的要求，也采取了积极的举措。后面一些年，势头延续了很长时间，但其间也有中断，有时以党的行政命令式的领导实施党的领导，朝着这个方向走。若这样走，人大就不可能有权威，有可能回到以前的老路上去。这是我们要警醒的。党的领导要坚持，不过1982年前后对“党的领导”具有划时代的贡献是两句话：“党的领导”一要坚持，二要改善，而且重点在于“改善”。不改善而坚持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会导致严重的弊端，其直接后果是人大丧失权威。这是人民如何通过人大制政体推行民主必须理顺的第一个关系。
二，确立求选权。
人大制的起点是选举。我们的选举，对比其他国家的宪法规定和实践，理论上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选举是哪几个主体在活动？我们国家的选举只有两个主体，一个是选民，一个是提名人。我认为还应看到第三个主体，这是选举法理念、选举法法条所缺乏的认识，即公民有权利主动运用自己的被选举权，请求他人选举自己为人大代表，简单说就是“求选权”。公民运用“求选权”成为第三个主体。这是我们谈人大选举制度、理念和实践时所缺乏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慢慢采用这种“求选权”概念。此概念树立后，可从根本上解决选举上很多不正常的现象。这个问题处理好，有助于落实宪法的相关制度，推进民主。
三，理顺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关系。
人民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权力。但人大由于体制上的诸多不便，不能经常行使国家权力，而只能通过人大常委会经常行使之。人大常委会与人大的关系顺不顺，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人民意志的发挥。我发现一个重要问题：1982年修宪时领导是非常清楚的，修宪过程中有一种强烈主张，把人大很多权力移交给人大常委会，通过此做法强化整个人大行使国家权力的能力。因为人大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通过把人大的权力移交给常委会的办法，强化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能力。但当时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有人提出一种担忧：如果把本该属于人大的权力移交人大常委会，再加上缺乏必要的防范措施，是否会导致人大常委会反过来凌驾于人大之上？人大常委会是代表人大行使国家权力。如果它凌驾于人大之上，不符合当时修宪设计的目标。在我观察的这些年，恰恰出现了这种问题，即人大与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有点颠倒。按说人大常委会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但人大是如何监督人大常委会的？我们看到的是每年一次表扬。人大对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只有表扬，以前即使表扬，也没有用到“十分满意”、“高度满意”、“极其满意”，好像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没有缺点错误，不需要人大批评了。如果人大对人大常委会只能表扬的话，宪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受人大监督如何落实？人大如果监督不了人大常委会，人民意志如何通过这个链条约束人大常委会的工作？对此我有担心，这也是大家应该思考的问题。其中有很多需要考虑的小要点，比如人大开会时的主席团设置、成员的配置、权力，主要是通过这些技术细节制约着人大去监督人大常委会。八二宪法是很好的宪法，但八二宪法关于政体部分有很多漏洞，很多该由宪法规定的事，宪法没有规定，留下了很多漏洞，需要进一步修补、完善。
四，人大很多职权应该更好地履行。
按当年胡乔木的解释，人大常委会应该像经常开会的国会那样行使权力。如果是这样，人大常委会应该把宪法赋予的那一系列权力扎扎实实地行使好，才不辜负八二宪法对它的重大期待。拿这个标准去衡量，人大常委会有失职的地方。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是预算。
在如何制定国家和地方的预算方面，目前我们的相关法律没有赋予人大常委会必要的职责。整个预算制定过程是：预算草案在人代会开会一个月前左右，提交给人大的财经委，财经委做初步审查后，返回政府方面做必要的修改和完善，然后在人代会开会期间提交给人代会，人代会审议和表决。在人代会之前、财经委之后，或者与财经委初步审查并列的同时，应该有一个常委会对预算草案的全方位的充分审议过程。就像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一样，没有哪一项是不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审的，到全国人大之前，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几次完善，然后再交给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在短短的几天内做一个表决。法律应该这么做，预算也应该这么做，但目前没有这么做，所以目前预算制定有很多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