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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了。我听这话有弦外之音，但不明就里，到现在也不太知道具体情况，大致猜想当时是三联书店负责人安排的吧。郝杰的电话让我十分感动，是她那里第一个愿意销售《顾准文集》，并且一次就要了300册。书到三联书店（当时是在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一小破门面）十几天后，郝杰又来电话添货，说你这是什么书，头天买走的人第二天又来买，有很多人还一次买几本，传开了，不够卖，赶紧再发货来吧。听了郝杰的电话，我心里有底了。中国是有人认识顾准的！不久，北京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打来电话，要求在北京地区独家销售《顾准文集》，第一次要4000册。销售由此打开局面。至今我仍然从心里感谢郝杰和刘苏里。
1994年10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纪念顾准座谈会，张劲夫、杜润生、雍文涛、徐雪寒、王元化、李慎之、吴敬琏、李人俊、林里夫、骆耕漠、赵人伟、张卓元、何建章、董秀玉，青年学者俞可平、刘军宁，顾准家属等40多人与会。经济学所党委书记于祖尧主持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高度评价了顾准在经济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王元化先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会，在会上讲到顾准思想点到之处都使我们放不下，具有很大的启发性，顾准的思想紧扣时代，又超越时代；杜润生先生深情地说，顾准学问很大，他既懂数学，又懂经济学、哲学、世界历史、中国历史，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没有多向他请教学问。吴敬琏先生作了长篇发言，大致内容是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说，早就听说过顾准，但不认识，印象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革后我重新工作，分管社科院学报工作，创刊号有一篇顾准的文章《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我认为写得很好，建议刊发，但正式出版时文章去掉了，很遗憾。慎之先生话头一转，没有再直接谈顾准，而是讲到当下改革开放的国际、国内情况。总的感觉是慎之先生眼光高远、话锋雄健。散会后，我单独找到慎之先生，请慎之先生就顾准说几句话，慎之先生说：“我不认识顾准，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扬长而去。
顾准纪念会后，吴敬琏先生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俞可平先生也写了文章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于是，顾准思想及其精神流布开来，顾准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顾准文集》的销售越来越好。
再说到李慎之先生。会后大约一个多月，慎之先生托人打电话让我去他家谈话。进门未寒暄，甫一坐定，慎之先生就说：“我要炒顾准。你很快会看到我（写顾准）的文章。”我心里一震。一个月以前，李先生不说顾准，一个月以后却主动要说顾准，其间经历了怎样一个大的转变，不得而知。我肯定的是，以李慎之先生的博学和高远的见识，不会轻易臧否人事。停顿一下，我问李先生：“您所说的‘炒’是哪方面的意思？”李先生说：“你怎么理解都可以。”然后，他顺着顾准思想谈起了中国近代以来救亡国存、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命题。谈到民主与专制问题，谈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公民素质教育，甚至谈到他是十分佩服邓小平的，邓小平1979年访美是十分重要的事件，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局面……李先生从上午九点一直谈到下午一点。
不久，《读书》发表了李慎之先生《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一文。这篇文章连同此前吴敬琏先生《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一起，使中国思想文化界为之一震，促发了一大批学者结合当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考。
至此，王元化先生、吴敬琏先生、李慎之先生这三位大学问家，都公开发表了文章，对顾准及其思想作出了极高的评价。中山大学石冷（笔名）先生也写了很好的文章发表在《读书》上。早些时候，杰出学者朱学勤写下许多关于顾准思想的文字，业已传播开来。
1995年11月，在钱竞先生、张南先生的张罗下，一批学界青年才俊自发召开了一次《顾准文集》座谈会。李慎之先生、王蒙先生、邵燕祥先生、何西来先生等年长学者专家与会。朱学勤先生专程从上海来京与会并作了精彩的长篇发言。此次座谈会上我以为最重要的是，经过前一段时间学者们对《顾准文集》的研读，围绕着顾准思想、顾准精神、顾准开拓的研究方向，话题更广泛和深刻了。会上谈到海外学人问到大陆几十年来有没有能与国外大思想家对话的人，有大学者佝偻着站起来明确回答说有，我们有一个——顾准。顾准的思想几近达到同时代国际学术思想大师卢卡奇、葛兰西、哈耶克等的高度，堪与他们对话。顾准独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卓越的研究成果，挽回了大陆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荣誉。
还应说一说的是，《顾准文集》出版后的几年，除了中央电视台和特别专业的杂志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关于顾准的文章，形成了所谓“热”。我作为责任编辑，虽然一直置之事外，但也收到了约一麻袋的读者来信，大多是感谢出版《顾准文集》的，有说顾准是成佛成祖的人；一位武汉商人来信说，他是一个成功商人，读了《顾准文集》后流泪了，十分感动，要买400本分送亲朋好友；根本不相识的读者写信来关心我的遭遇，问是否有压力，可以给予帮助。其实，再早吴敬琏先生就问过我遇到什么困难没有，给予了十分的关心（在此，真诚地感谢他们）。
真实地记录事实的话，《顾准文集》出版后，有那么几桩事是应该说的。第一桩事是，出版社当时的负责人被召见谈话，就《顾准文集》被提了三个问题：一是《顾准文集》出版后，为什么成了热点？二是为什么出现盗版？三是为什么成了某些人的旗帜？这三个问题向出版社提问，并不是要求出版社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十分巧妙地要由此“深入反省背后的东西”。出版社总编辑找我谈话了。我说什么呢？没得跑，于是就只有很“英雄主义”地表示，我是《顾准文集》的责任编辑，当然要负责任，负完全责任，对这个国家、对民族、对历史负责——原话这样。说完离开了总编辑的办公室。第二桩事是，有一天图书处接一电话说：“不要问是哪里打的电话，不要记录，通知有关《顾准文集》两件事：（1）不再发行；（2）不再印刷。”第三桩事是，三个穿便装腰别小枪的人找我谈了三天话，询问了《顾准文集》出版前后的所有细节，末了临走时说，你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你不要对外说什么就行了，不要对媒体谈这本书的事。第四桩事是，1995年评定高级职称，社党组开完会后对我说，你的条件是参评者中最好的，但因《顾准文集》暂不给你评了。19年来，没有任何人明确说过《顾准文集》什么地方“政治不正确”，想来是因为顾准的思想境界早已超越了“政治正确不正确”蓬间雀式意识形态的界定范畴。但玄妙的是，有司上述对出版社提的三个问题，诡谲地表达了一部分人对出版《顾准文集》政治正确性的负面判断，有人就常拿它来说事。
《顾准文集》出版19年过去了。如何评价其出版价值？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其社会历史背景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九二“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顾准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市场经济思想，并且认为市场经济应有其相应的法权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在中国19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深刻地得到体认。顾准思想启示了思想学术文化界，有学者说：“正因为《顾准文集》的出版使得中国思想界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展开的话题，学者们惊喜地发现，在艰苦的环境下，思想先驱顾准以自身的独立思考和研究，对中国问题作出了深刻的洞见和思考，而《顾准文集》也因此在30年阅读史上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大概可算是所谓出版《顾准文集》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吧。
1995年，《顾准文集》获得非官方性质的“金钥匙奖”；1998年，《顾准文集》被学界推举为“百年来影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百本书之一”；《顾准文集》出版后，跟进出版了《顾准日记》、《顾准全传》、《顾准寻思录》、四卷本《顾准文存》等；2008年《顾准文集》入选“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同时入选“30年30本书”。这些，大概也可佐证1994年出版《顾准文集》的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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