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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秘书将劫夫转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学院。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见了劫夫和红卫兵代表，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与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为，他们认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等，他们都熟悉，也都认为是符合革命文艺路线的。
这一来，劫夫总算脱了难，安然无恙回沈阳了。
当然，这次保劫夫，虽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号，但实际是当时的中央高层都知道的事，而并非只是“中央文革”的人同意。所以，当戚本禹不久后倒台时，劫夫并没有因这一接见而受到牵连。
不过，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护，劫夫便对去北京有了安全感。因此，当他于3月8日回沈阳后，沈阳发生了武斗，又据军区情报，另一派仍想抓他去批斗，他便以要为《人民日报》写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章为由，在沈阳军区的安排下，于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报》招待所。
在京期间，他经历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重视，非正式地参与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一些活动，重点是为一段段的《毛主席语录》作歌谱曲，同时写下了那首当时全国亿万人都会唱的《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他还被邀出席了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宴会。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和黄永胜一家的往来。
劫夫1943年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时，任三分区“冲锋剧社”的副社长。当时，三分区司令员是黄永胜。因此，劫夫与黄永胜便有了一种部属关系。
1962年，劫夫去广州开会，遇到了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当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得知劫夫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时，便让劫夫将她的三儿子黄春跃，招到沈阳音乐学院去学音乐。12岁的黄春跃到音乐学院后，劫夫让他住到了自己家中，后来，项辉芳还让黄春跃做了劫夫的干儿子。
有了这层关系，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间，便同当时也常住北京的黄永胜一家有了较多的往来。劫夫的夫人张洛与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的往来，越来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称。
1968年初的一天，项辉芳告知张洛，叶群托她帮林豆豆找一个非干部子弟做对象。可她周围哪来合条件的工农子弟？因此，问张洛能否在文艺界找找。因张在沈阳文联工作，还真在文联给找了一个小伙子。经项辉芳与叶群先后“目测”合格后，叶群便让项、张带给林彪看。可是，怎么让林彪看呀？叶群便安排了一个由林彪接见革命音乐家劫夫的政治活动，让那个小伙子冒充劫夫的随行人员，一道参加接见。
这是劫夫唯一一次受到林彪接见。接见后，林彪还送了劫夫几样小礼物：两本《毛主席语录》、两套毛泽东像章等。虽说事由“做媒”起，但受到“林副统帅”接见，毕竟是大事。回家后，夫妇俩连忙给林彪写了一封感谢信，表示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林副主席”。这封信，日后便以“效忠信”名目，成为劫夫的一桩罪行。
除此之外，劫夫还有两个“投靠林彪集团”的问题。
其一：1970年的一天，张洛在林彪爱将李作鹏家里，看到了林彪题自己“岂疑星火燎原”的那首《重上井冈山》，是写在条幅上的。张洛便将它抄下，回沈阳时，带给了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曲谱上了瘾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为林彪的这首《重上井冈山》谱了曲。后来，劫夫因病去301医院治病时，黄永胜与吴法宪、叶群便特地又“接见”了他，并请他吃了一顿饭。其间，劫夫便向黄、吴、叶展示了为林彪诗词所谱之曲，并当场演唱了一番。黄、吴、叶听后，都很满意，说曲调“很雄壮”。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从收听到的蒙古国电台所播的消息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蒙古国境内坠毁了，说中国内部出了事。而到“十一”国庆那天，劫夫又注意到北京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便愈加猜想高层出了事，但见报上报道周恩来总理依然如故，他便判断可能是毛泽东病危，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创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他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正在思考时，他的夫人张洛进来看见了，问他写什么，劫夫就告诉他：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现在写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张洛却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劫夫一听，也就停止了写作，将那写了歌题的纸烧了。按理说，这是两口子之间的事儿，无影无踪，怎么日后却被弄成了罪证呢？
据张洛后来回忆说，她被关进“学习班”后，1972年春节左右的一天晚上，吃过饭后，她突然觉得脑袋里轰的一下，随后，她便感到自己的头盖骨变得像木头一样了。她便问办“班”的人，是不是给她吃了什么药？反正，自那以后，她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都讲。后来，出“班”时，她收拾东西时发现，抽屉里有她写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交代她与基辛格的关系等等。
张洛怀疑的事并不存在，无疑是她自己产生了幻觉。凡经历过“文革”中那种所谓“学习班”的人，都能明白“学习班”的厉害。在那种情况下，劫夫两口子之间的一些话，也能被掏出来，并不奇怪。只是，劫夫两口子当时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问题中，这为可能上台的林彪所写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事，是导致他们长期受审的关键。1971年10月20日，上面决定将劫夫作为“林彪集团”的人而进行隔离审查时，还只是因他与黄永胜等有往来。而这种往来，只要查清了，问题也就还有消除或减轻之日。毕竟劫夫并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什么政事，而与黄永胜等有这样往来的人，也不仅仅是他劫夫一人。但是，将劫夫审查后，却发现劫夫竟写出了准备迎接林彪上台的《紧跟林主席向前进》一歌题目，这却是全国全军独一无二的！
当然，如果真正按实事求是的原则看，从逻辑上分析，劫夫作为革命作曲家的性格，也就会知道，即便他写了这个什么《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也不应将他视为“林彪集团”的人。其一，以当时他的地位显然还不够格，并且也没有他参与“林彪集团”活动的证据。其二，他原本就是个喜欢为党的领袖写歌的文化人，并非只为林彪而写。况且，当时林彪还是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为他写歌也不是什么投靠行为。
若真正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办，劫夫的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另类处理的。
1971年10月20日，劫夫夫妇被捕，关进了沈阳的“学习班”，进行审查。先被关进一栋二层小楼里，劫夫关在楼上，张洛关在楼下；后转移到一栋东西向四开间的平房里，一人住南间，一人住北间。五年多时间，彼此近在咫尺，却不相知。直到“四人帮”被打倒的1976年12月，还没有“散班”的信息。值得指出的是，期间沈阳市委书记王从周（军代表，后任旅大警备区政委），曾在此前两年提出：继续关下去已无意义，让他们二人到学院设在盘锦的“五七干校”劳动，待后处理。向省里汇报后，李伯秋（沈阳军区副政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不敢擅自做主，遂向毛远新请示，毛远新未予批准。（1988年8月中旬，笔者到大连拜访王从周将军，在他家呆了一天。谈话间，提到劫夫的事，他确认了这个问题，并说，毛远新未批准劫夫夫妇到“五七干校”，说了一句：“不就是占着你们沈阳的几间房子吗？”谁都没敢接话。）就这样一直关到1976年12月中旬。12月16日，按上级通知要求，向劫夫传达了有关粉碎“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并将中央文件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等一批文件交给他阅读。他伏案竟日，夜不安枕。第二天中午12时许，劫夫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猝逝于“学习班”中。终年63岁。
1979年11月20日，中共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李劫夫积极投靠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问题性质是严重的，但考虑其全部历史与全部工作，定为严重政治错误，并因其已死，对其处分不再提起。”这是组织上对劫夫问题的正式结论。
不过，对这结论不服者众。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