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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污，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责任编辑洪振快）
徐铸成当卧底
作者：贺越明 字数：4434
在1957年夏季展开的反右斗争中，毛泽东亲自撰写、改定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先后以《人民日报》“本报编辑部”和“社论”的名义发表，时任上海《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徐铸成在劫难逃，再三检讨仍未过关，很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报社职务撤掉，全国人大代表除名，随后与其他被划为“右派”的文教界人士一起，先去郊县农村劳动，后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束后安排至出版局工作。因他这一阶段多次汇报学习和改造的心得，被视为进步明显，于1959年9月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是那场政治运动中落难后首批获此“殊荣”的人之一。可见，比起其他同入另册而尚未解脱者，他获得了较多的肯定和信任。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又使他此后几年除了日常的图书审读之外，还承担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特殊工作。关于这项工作的前后经过，徐铸成在上世纪80年代“右派”问题改正后所写的自传以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从未有一语涉及。若非北京三联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了《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在那些文革时期被迫写下的交代材料中时现时隐，他的这一独特经历很可能湮没无闻。
“运动档案汇编”中最早披露这项特殊工作的文字，是徐铸成写于1968年2月7日的《交代我的社会关系》，首先说明他在“反右”前来往较密切的友人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等人，随即陈述了他受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江华指派去做其中几位“思想工作”的经过：“60年，我摘帽不久，江华就动员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谓‘思想工作’，并且说：‘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能否打破顾虑，为党做些工作。’”“我问，‘像我这样一个犯过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华说：‘正因为你犯过错误，他们可能对你谈些真话。’”本来，徐铸成在“反右”以后自惭形秽，愧见故人，除了沈志远之外，与那些朋友大都不再来往，但因为江华布置了这项工作，只好带着任务登门拜访。
对于这项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江华有具体的指示：“这类工作的目的是两条，一是‘量量温度’，看他们头脑发热到什么程度；二是送送养（氧）气，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把对形势的体会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们谈谈。”针对徐铸成产生“后一点我没有把握，一定会讲错”的顾虑，江华说：“自己没有把握的就不讲，只听听他们的意见，如实反映，让我们另派人做工作。”徐铸成奉派去“量量温度”，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其他人参与其中。
如何开始第一步呢？江华问徐铸成“以前和哪些高级知识分子熟悉”，徐如上所述举出李平心等人，于是他就叫徐先去看李。徐铸成写道：“那时，李平心正在《光明日报》等大写文章，大发关于什么生产力自行增值论的谬论，我去找他谈过两次，以后，在周谷城的谬论遭到批判时，江华又叫我去看过李一次，每次谈话后，我都把交谈内容详细地写成书面送交统战部。”
据另一篇写于1969年1月22日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关系》披露，或许是考虑到徐铸成初次从事这类工作，江华作了详细的指点：“你主要找李平心、傅东华二人好了”，“总的目的，是把他们的想法如实向党反映，以便党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他并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几个月去一次，遇着国内外重大问题发生时去一次。”于是，“我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冬，先后到李平心家去过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诉了江华或江所指定和我联系的同志，去见过李后，立即把谈话的经过（以对话的体裁）详细记录下来，第二天即送交江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再未去过。”徐铸成是记者出身，在上门访谈过后以对话体详细记录谈话内容，自属驾轻就熟之事，而史学家李平心极可能在茫然不觉中，被统战部通过老友掌握了思想动向尤其是对重大问题的看法。
徐铸成在文革期间的几次交代中说，按照江华的要求和布置，他以这种目的和方式接触的对象，还有翻译家傅东华、语言学家金兆梓、历史学家王造时和画家刘海粟等，而这些著名文化人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他写道：“每次找他们谈话，是根据江华的指示，了解他们的哪些思想，谈后都写成详细的书面汇报交出去。除掉为完成‘任务’以外，我从未自动去找过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江华没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没有和这些人再接触过。”之所以写下这些交代，徐铸成是为了辩白在“右派”摘帽后与这些朋友或熟人的来往纯系奉统战部干部之命，完成组织上交办的任务。否则，他们这些“文革”时进入“牛鬼蛇神”另册中人，如若被革命群众调查发现曾经相互来往的行迹，很容易就被扣上“私下串联”和“图谋不轨”的罪名。
此外，徐铸成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参加上海市政协学习时，与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局长的霍锡祥在一个小组。他在《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中写道：“江华有时也派我了解他对时事问题的看法，我和他谈后都写了书面汇报。”显然，解放后响应中共号召从香港回来的这位市政协委员，仍然是统战部门非常关注的对象。
徐铸成的这项特殊工作，对象不光是上海本地其所熟悉的高级知识分子，《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还说：“61年冬，江华还叫我和沈志远做过一批从北京出来视察的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的‘工作’，他们之中有大右派费孝通、浦熙修、宋云彬、潘光旦。江华指派沈志远找费和潘，叫我找浦和宋，并关照要请他们吃饭，和他们多谈谈，我就请浦熙修和宋云彬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以后，也把详细的谈话内容书面汇报。”浦熙修是著名女记者，原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在“反右”中被毛泽东的宏文讥刺为连接罗隆基与上海《文汇报》编辑部的“一位能干的女将”；宋云彬是文史学者，曾任浙江省文联主席，与徐铸成属好友。
不过，江华向徐铸成交办的特殊工作并非都能顺利完成。比如，《交代我的社会关系》一文也写了吃闭门羹的事例：“傅雷是反右斗争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时首先揭发他的反党罪行的，他对我一直怀恨。60年，统战部的江华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刚进他家的门，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来，说傅生病，不能见人。”还有一位是《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徐铸成在另一篇《交代与一些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学者”、“权威”的交往关系》中说，与他“过去气味相投，常在一起应酬喝酒。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好而已。统战部领导60年前后曾希望我做些他的工作，我说明困难，没有做”。有些什么困难呢？徐的交代材料没有说明，但似乎不难揣测。赵超构在“反右”期间检讨一番即过了关，不但没有被划成“右派”，而且在1957年6月和9月、1958年1月三次获得毛泽东的小范围接见，晤谈甚洽。令人不解的是，对被毛泽东称为“我的老朋友”的赵超构，江华同样要设法了解其内心思想，真有点草木皆兵，多此一举！何况，赵出言一向谨慎，紧跟形势，即使去交谈一番，也未必会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