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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会拒绝上，这是艾奇逊出的主意。他在《回忆录》中说，国务院“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这个宝，美国押对了。
对于印度等国的调停活动，中方的态度实际上是断然拒绝，所以一开始就为谈判设置严重障碍，如反对先停战后谈判，不再承认三八线等。1950年12月5日印度、缅甸等11个亚非国家呼吁中朝军队不要越过三八线。对此，中国在苏联支持下提出五项条件：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出台湾，朝鲜问题由朝鲜人民自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并驱蒋，召开中苏美英四大国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除此之外，我国还一再声称：美军跨越了三八线就宣告这条分界线已不复存在，先停战后谈判是阴谋、是骗局。毛泽东1950年12月29日更提出，志愿军不消灭敌人不回国，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的旧印象，经过第二次战役，也就不存在了。这都表明，印度等国的调停活动在我们这里只能碰钉子。
当时形势和事后发展都表明，这只是显示新中国领导者缺乏知己知彼之明，因而导致中朝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所得反而更少。我方人员伤亡被俘，物质损失和朝鲜的城乡破坏，绝大部分都发生在这次拒绝谈判之后。这还使中国在外交上从主动变为被动，从得到国际上特别是第三世界，还有英联邦各国以及一些西北欧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变成了多数国家的不理解以至反感。果然，1951年1月30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认定中国“政府在朝鲜从事侵略”，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过了三个多月，又通过提案要求成员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这样做的国家数目很快达到45个。中国一下子就在国际上孤立了。
如果我们在当时军事和政治都有利的形势下就此转入谋求政治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那么，在犯了前面的两大错误之后，不仅可以体面地挽回局面，还很可能由此走上在朝鲜半岛实现和平、并开启解决我国的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的谈判。
但是，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加上他的过分自信，决定了他不可能这样做。战场上的初胜，更增强了他速战速决地尽量多歼灭美军、由此把美军全部赶出朝鲜，完全消灭韩军、解放南朝鲜的信心。他对联合国席位素无兴趣，也不想用和平方法特别是通过国际协商途径解决台湾回归问题，而认准只能用枪杆子去解放台湾。
拒绝谈判后又未能在战场上取得一些较大的胜利，也应由毛泽东负主要责任。他屡屡驳回彭德怀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和出于爱惜指战员生命而提出的意见。但毛的意见是必须执行的，因为他是最高统帅。彭德怀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志愿军的指挥者，作用却大不相同：彭是亲临实战的司令员，毛是远离战场的军事统帅；毛不仅节制司令员，还可直接指挥军团司令和军、师长。毛泽东不仅是整个战局的决策者，还是几个战役乃至某些战斗的具体指挥员。人们看到，尽管彭德怀在同意挂帅出兵上也负有责任，但在战场指挥上，都是他对，毛泽东错。这种情况贯穿于五次战役，兹简述如下：
（一）志愿军准备和入朝之初，彭德怀主张稳扎稳打，先防后攻，以阻拦美军北进为目标，不忙于大规模进攻；毛则急于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毛泽东1950年10月14日致周恩来电中转述彭德怀的意见是：志愿军进入平壤元山以北地区使之不被敌占，争取时间装备训练。他还主张公开入朝，使美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彭10月22日致毛泽东和高岗电，提出“争取扩大巩固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以防御战形式寻机反攻或政治解决。他还建议先构筑阵地，组织一个时期的防御以站稳脚跟，对敌形成压倒优势，6个月后再实施反攻。这一套没被接受，毛下令尽快开战。第一次战役随即打响，直到战役结束的1950年11月5日才对外公布志愿军参战，还有意不说明参战的规模和意图。这次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部队牺牲很大。11月，毛泽东四次发电报催彭德怀，要求一次性歼灭美军几个师。结果第9兵团因仓促入朝，来不及换装，致使志愿军冻死四千、冻伤三万多，而歼灭美军几个师的目标当然更做不到。
（二）第一和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后，彭德怀建议在战场上见好先收，毛催促不停歇地接着打。彭提出部队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再战才比较有把握。他12月8日致信毛泽东，提出可暂不越过三八线，到1951年2、3月再进行第三次战役。毛泽东过了5天回电，要他越过三八线，要他接着就打第三次战役。彭德怀12月19日致电毛泽东，报告说虽已遵命越过三八线作战，但存在受阻和胜利不大的可能性。1951年1月8日第三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再次攻占汉城，推进到三七线。彭立即再次要求休整，而且需要休整较长时间。毛泽东1月11日虽然同意了彭德怀的部队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三个月的建议，但他仍然盲目乐观，14日给彭打电话，说预计美或作象征性抵抗后退出朝鲜，或则在大邱、釜山一带进行顽抗而耗尽潜力后撤走；春季攻势是进行“最后性质”的作战，“保障最后胜利”，在1951年4…5月“根本解决朝鲜问题”。
（三）彭德怀建议把联合国政治委员会1951年1月13日和谈决议中“限期停战”这一条接过来，毛反对。李奇微大规模反攻两天后的1月27日，彭和金日成、高岗、邓华联名致电毛泽东，建议借这个限期停战的决议，中朝军北撤15…30公里，以赢得时间继续休整。毛泽东第二天就回电，叫停止休整，“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继续南进，等消灭两三万美韩军后再休整。2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专程回来紧急陈情的彭德怀，仍然要求全胜，只不过开始承认速胜不易，说第四次战役办不到就准备第五次。这样一来，第四次战役一结束，4月22日就接着打响第五次战役，直到5月21日结束。在这次战役中，中朝军队未能按计划再推进到三七线，还丢掉一些地盘，而且边打边撤，成为历次战役中牺牲最为惨重的一次，减员8。5万，被俘2万多。这是继美军仁川登陆后被俘人员次多的一次战役。只是上次是朝鲜人民军，被俘10万；这次被俘的主要是1。7万志愿军。
四、在遣俘问题上好面子，长期拖延战争
第五次战役后的5月下旬，党中央多数领导同志都主张志愿军在三八线附近停下来，这才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也就是这个时候，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要时任使馆研究室主任的我写了一篇《关于朝鲜停战的和谈问题》调研报告上送到中央，并引起高度重视。周恩来亲来电报，指示这类报告今后不能通过信使带，而应立即用电报发回。
这个调研报告主要是说明，情况已经很清楚，联合国军很难打过三八线，中朝军队也赶不走美军、消灭不了韩军，再打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为增强中朝方面在谈判桌上的地位而把战争拖下去，也得不偿失。对这一陈述以及明摆着的朝鲜战场形势，毛泽东却不为所动，仍然要用边打边谈的形式把战事拖下去。一直到停战谈判结束两天之后，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说，从纯军事观点看，大致再用一年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能的。
因此，毛泽东在停战谈判中就一直采取强硬态度。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谈完了三个议题，于1952年5月初便进入第四个议题——遣返战俘问题。纠结于究竟是按我方主张的全部遣返还是按美方坚持的志愿遣返，使谈判陷于僵局长达15个月之久。直到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新领导决定推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对中国施加强大压力，毛泽东才被迫同意按自愿遣返原则最后结束谈判，从而终止了朝鲜战争。
按照国际公约，双方战俘本来应该全部遣返。毛泽东也曾认为，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事实上也正是这样。早在美韩手里有13。2万中朝战俘、中朝手里有近4500名美英战俘、7000多韩国战俘时，美方曾提出有可能向中朝遣返11。6万人（这个数字比最终被遣返回来的8。25万人要高出很多）。问题是，出于所谓的“人权”考虑，美国同时表示，得对这些战俘进行“甄别”，因为其中有1。6万人不愿被遣返。这可是影响中国军队声誉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