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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落实宪法贵在一个“诚”字
作者：杜导正 字数：1071
编辑部商量开这样一个会，讨论如何把我们的宪法（也就是八二宪法）落到实处，我先讲几条，作为开场白。
第一，现在社会上讨论宪法和宪政很热闹，大家这样关心国家大事，90年代以来是少见的。关于宪政的讨论，意见针锋相对，网络上还挺激烈的。有人说，这场讨论可能是又一场大争论。我说，争论是好事。党和政府看来也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第二，《炎黄春秋》编辑部也议论过几次，重点是议论八二宪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实践性。合法性不成问题，大家都认可。合理性社会上也没什么大分歧，认为八二宪法是比较合理的一部好宪法。我们特别看重八二宪法的实践。
第三，去年12月纪念八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新任的总书记习近平郑重地说：“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又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这些话讲得很好，反映也好。编辑部议论时一致认为前一句话是承诺，后一句话是号召。我们认为这后一句话，是中国政治现实中的要害。这些年的现实是，宪法讲得不算少。大家建言很多，但实行的不够，很不够。有些人对宪法还是习惯于“以虚务虚”，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以实务实”，努力推动党和政府带领老百姓，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基点，把八二宪法一条一条地落实，一步一步地改进。如果真正把八二宪法落到实处，中国各个方面会有大的进步。
第四，如何“以实务实”，把宪法落到实处？我看要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民间力量上。落实宪法的最大获益者是人民，受抑制的主要是权力在握的执政者，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是这个意思。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光荣历史就是这样。如平反冤假错案，如包产到户，都是下层先干起来，上层响应推广开来的。中国现在要落实宪法，也必须更加尊重民意，保护民意，顺应民意。要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但必须以自下而上为主。
第五，上面这几条说法最后归结为一个“诚”字。“诚实”一词，“诚”在“实”的前边。要实，就必须真诚。尤其执政当局，说什么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行动，一打宣言不如一个行动。邓胡赵年代中国那么生机勃勃，为什么？中央最近反贪腐看来动了真格，在民间又燃起一缕希望。为什么？我们愿和大家在中央领导下一起把八二宪法逐条实行起来。
宪法的形成和落实有阶段性
作者：吴思 字数：1067
我代表编辑部谈四点想法。
第一，讨论会的初衷。今年我们杂志的新年献词是《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我们判断，无论是左、中、右，在落实八二宪法问题上争论不大，因此，落实八二宪法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
这个观点的更大的背景是，过去十几年，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发生了多次争论。大家都知道，中共中央高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这是意识形态的主流。但社会上也有其他主张，比如“举民主社会主义的旗，走民主社会主义的路”，还有“举新民主主义的旗，走新民主主义的路”。“主义”问题非常宏大，各种定义就多得一塌糊涂。但是，八二宪法这面旗帜不容易引起争议，宪法的内容全面而清晰。即使出现争议，也很容易在行宪和修宪的技术层面上解决争议，达成共识。
顺着这个思路说下来，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关于宪政姓社姓资的争论，又退到了“主义”之争的层面，从具体退到抽象，从简单退到复杂，从共识退到争议。不过，在争论中我们也看到，即使是反宪政的人也不反对落实八二宪法，这点共识依然存在。我们想沿着共识比较多的思路进一步前进。
第二，关于八二宪法本身，我们的基本看法是，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八二宪法基本反映和照顾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和各种主张。中国社会处于变化之中，八二宪法顺应了这种变化、反映了这种变化，具有与时俱进的合理性。八二宪法之前有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八二宪法总结了文革教训，比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大有进步。此后，在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八二宪法又有四次修订，总结和吸取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今世界在市场经济、人权和法治等方面的成功经验。社会发展有阶段性，宪法的修改、修订就体现了这种阶段性。将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八二宪法肯定会再有修订，可能修订得更好。但仅仅就现实而言，现在已经有的这些进步若能落到实处，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安排，我们这个社会还会大进一步。
第三，在落实八二宪法方面，也有阶段性，要一步一步走，不可能所有条款一步到位。有一种主张说，应该先从法治入手，用几年的时间重点健全法治，民主随后。先走哪步，后走哪步，既要从现实出发，也要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因此，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第四，在落实八二宪法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党政部门的力量肯定是不够的，无论是在智慧方面还是动力方面，民间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力量，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个会的意见就属于公民方面的意见。
法治要有几个大的突破
作者：李步云 字数：1279
国内国外公认，可以用法治来推动民主和人权。任何人都不能反法治，但民主比较难。可以用法治和人权来促进民主，民主是最难的。
法治的突破口有两个：一个是司法独立。今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为司法独立正名》。我说反对司法独立是错误的，反对党的传统，反对了国际承诺，不符合辩证法，讲了四条理由，其中包括我举的例子——1982年修宪，叶剑英的讲话稿，给党中央定调的讲话稿，就有司法独立。审判“四人帮”的总结，是我参与起草的，司法民主、司法独立、实事求是、人道主义、法律平等，五条原则里有司法独立。解放区的司法文件也有司法独立。国际人权、《北京宣言》还有司法独立。因此，反对司法独立没有任何依据。
在现行制度下我们也有机遇。十八大以后两个月，中央政法委开了政法电视电话会议。某次开会我问中央政法委书记：“你是否在政法电视电话会议上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什么观点？”我说：“今后政法委不再干预司法机关办案？”书记说：“讲了，离开稿子讲了，但中央一级重大的国防、外交个别案子可以上来，省以下的基本不管。”还有取消劳教，说“过去是公安部门反对取消劳教，我是公安部长不好说话，现在我不是部长了，就要提出劳动教养制度改革”。
司法制度里有两个问题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司法独立：一个是政法委批案，一个是涉法涉诉信访要改革。涉法涉诉信访是违宪的。法院做了判决后，信访机关说三道四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也不科学，听一面之词，没有经过自己的审判不能说这个案子是对是错。还有一个是地方保护主义。
再有一个突破口是修改现行宪法第126条。不能说现在这个说法不对，要看怎么修改。宪法第126条说：“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我说应该改成“不受任何机关干涉”。“干涉”是一个贬义词。党要领导，人大要监督，这不科学。人大可以干涉，党可以干涉，这怎么行？但就是不改，怕影响“党的领导”。好几次我当着吴邦国委员长的面提过，以后还要提。
所以有三个问题要有大的突破：信访、党委批案、政法委的作用问题；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还有宪法第126条。
人大改革我提出过12个改革建议，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对民主法治建设必须要利用这一条：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落实，包括选举问题、常委专职化问题、人大代表的素质问题。我经常举数学家陈景润的例子：他说，我在人大开会，人大代表发言我看书，党叫我举手就举手，党叫我画圈就画圈。我说，要这样的代表干什么？我到处讲这个例子。
关于违宪审查，中国法学会给中央提了十几个建议，其中三条是关键：一个是违宪审查，一个是要